石 颢

　　1932年4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西香山攻打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失利后，其总指挥部与第三支队100余人，由刘志丹率领，撤至子午岭西麓的梁掌（今宁县金村乡梁掌）休整。面对革命发展方向不明、指战员普遍情绪低落、指挥员间又在革命发展方向上意见严重分歧的实际，总指挥部党委委员李杰夫与黄子文等人，坚持南下三原武字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已改任该游击队总指挥，仍不是党委班子成员的刘志丹等人，则主张北上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桥山，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于是，总指挥部党委决定：南北分开，各自行动。北上与南下的两支队伍，分别扎驻于梁掌和麻子掌（今宁县金村乡麻子掌），被当地群众称为“南北分家”。
　　“南北分家”存在着分裂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重大危险。这一决定尚未付诸行动，恰逢在黄龙山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党委班子重要成员之一、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率部归来。在他动员下，分驻麻子掌的队伍遂又移至梁掌。
　　阎红彦建议并主持在梁掌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党委会议。会议纠正了“南北分开，各自行动”的错误决议，决定就地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并改选阎红彦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游击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刘志丹任第二步兵大队大队长，吴岱峰任第二步兵大队副大队长。阎红彦兼任第三步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任骑兵大队大队长，杨琪任副大队长。另有少先队和骑兵连200余人。
　　梁掌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陕甘革命游击战争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下，阎红彦、刘志丹等指挥员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香山失利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纠正了分裂主义错误，统一了思想，对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明确革命方向，有着重大历史意义。
　　为贯彻好梁掌会议决议，刘志丹、谢子长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部指战员，于宁县九岘、盘克、金村、杨家园子（今属正宁县）等子午岭地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同年7月9日，国民党军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高鹏飞在合水县西华池镇（今合水县城）策动两个连的兵变，派班长宋廷璧持信与刘志丹联系。刘志丹赠送了他们宣传资料，并回信说：“欢迎进行兵暴，三天内红军不离开盘克塬，等候接应兵暴部队。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力量而遭不测。”还嘱咐：“一定要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
　　兵暴后的翌日拂晓，高鹏飞、曹胜勇、苏杰儒、杨林、郝维新、高照璧率部抵达盘克塬边。高鹏飞命令部队休息起灶做饭，并派苏杰儒、宋廷璧乘骑与红军游击队联系。饭后，部队行进20余里，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队骑兵从盘克塬武洛堡飞驰而来，一路上上有一杆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迎风猎猎招展。红军战士们不约而同欢呼：“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高鹏飞立即下令：“列队道旁，等候迎接。”迎接的红军一到，全部下马。两军官兵，蜂拥向前，互相握手、拥抱。“欢迎新战友”“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塬面沟梁云霄。
　　前来迎接兵暴部队的，是强龙光率领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骑一匹枣红大马，穿蓝色便服，手提马尾蝇刷，两把盒子枪交叉挂于身上。副大队长杨琪留着八字胡须，戴顶瓜皮帽，穿身商人衣服，骑一匹大白马，手拿白色蝇刷，挂一把盒子枪。政委杨森骑一匹大黄马，穿身学生服。其余官兵，皆百姓打扮。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红绸带。兵暴部队来到武洛堡（今盘克镇武洛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会合。因谢子长、刘志丹外出执行任务，由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阎红彦、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仲远等会见兵暴部队。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壮大到了800余人，军威大振，士气高涨。
　　同年8月，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部队500余人，驻胡家堡（今盘克镇胡堡村），召集群众大会，书写标语，宣传“共产”。9月，谢子长率部进攻荆宅里消灭当地民团武装，10月进攻古城川、盘客镇、横蒲里，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乡级政权，设立乡主席，成立土地革命委员会。同年冬里，刘志丹率部攻克合水城，抓了杜家传等8名土豪劣绅，没收了银元、大烟等财物，返回武洛堡。当地群众不明真相，贸然为杜家传等讲情。刘志丹向群众耐心解释，指出讲情要分清好人和坏人。部队在武洛堡、元和岭（武洛村的一个自然村）驻扎多天，纪律严明，公买公卖。期间，在武洛堡召开群众大会，用红、绿纸书写宣传革命标语，刘志丹、谢子长在讲话中反复申明：“我们是红军，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号召群众反对贪官污吏，抗粮抗款，起来革命！
　　此后，红军游击队常常出入于九岘、金村、盘客、肖咀和段集等地，消灭小股土匪武装，击溃了国民党进山“清剿”的零散部队，没收豪绅余粮，救济饥民，发动群众革命。
　　广阔的子午岭山区一时成了陇东红色革命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