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军

　　歌谣是最具原始形态的民间文艺，是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在人们心声中的自然流露。根据反映的时代内容、流布时间与艺术特征，庆阳红色歌谣分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三个历史时期，主要流布于甘肃省庆阳市及邻近的平凉、陕北、宁夏一带。以原创于庆阳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为代表，庆阳红色歌谣脍炙人口，唱遍了祖国大地，是弥足珍贵、异常耀眼的文化遗产。
　　一、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歌谣是庆阳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形式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庆阳等地，古称北豳。周祖不窋及其子鞠、孙公刘三代，曾在庆阳“教民稼穑”“周道之兴自此始”，产生了许多反映周先祖和人民群众的歌谣。《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大雅·公刘》《小雅·采薇》等篇目，就记载反映了当时的庆阳民歌。古代庆阳是狄、戎、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历经800余年的古义渠国，曾在宁县建都，雄霸四方。其时，就有关于民歌的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庆阳民歌极为兴盛，出现了一些手抄本。比如，《林则徐禁鸦片》《打老袁（袁世凯）》《刮民党》等歌谣，开始反映劳动人民的平凡生活。经过代代滋生，口耳相传，民国以后，庆阳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民歌传唱。民歌真实记录了庆阳的历史演变、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和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从传统民歌孵化出的红色歌谣，比如《盼红军》《盼救星》《送郎当红军》等，真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身处革命斗争年代的生活情绪、要求愿望、心路历程。当地传统文化崇尚红色，因此红色成为庆阳革命歌谣的底色，歌词、意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与“红色”有关的事物或者颜色，色调上形成了以红色为主，兼用蓝、绿等暖色，少用灰色、黑色等冷色，曲调上大多采用当地广为流传的“信天游”“推炒面调”“五更调”“对花”等调子，意境上洋溢着对生活的希望、生命的活力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具有突出的人民性。庆阳红色歌谣分有词有曲和有词无曲两大类，作者大多是无名氏的劳动人民，寄托着朴素的审美情趣和追求。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庆阳地区大小军阀混战，加上地方土匪势力的危害，人民群众痛苦不堪，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人民群众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发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为老百姓创作民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素材，他们以鲜明的阶级性颂唱革命，以饱满的热情颂唱中国共产党，以刀与剑的尖锐与激愤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比如，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经典歌谣。著名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庆阳市曲子县(今环县)农民孙万福赞美丰收喜悦场景的即兴发挥。《绣金匾》的原作者汪庭有，也是庆阳市正宁县一个不识字的木匠。1944年初春，音乐家张寒晖等人在华池县城壕村，听农妇们在磨窑里哼唱《推炒面》民谣时激发创作灵感，结合打夯号子进行改编，新编了《边区十唱》，全国解放后提炼为《军民大生产》，传唱至今。这些歌谣紧跟时代的节奏，吸取民间歌谣的艺术营养，咏吟即谣、寓教于乐，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具有鲜明的色彩和乐观的基调，真实地反映了庆阳老区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的心路历程，表达了时代情绪。
　　三、革命意志高于天，具有不屈的斗争性。庆阳红色歌谣主要体现革命主题，鞭笞国民党反动统治，声讨控诉旧恶势力的压迫，歌颂共产党、革命领袖、人民军队以及边区的新生事物。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与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具有“两点一存”重要地位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思考怎样启发劳动人民的革命觉悟时，他们把创作革命歌曲、开展文化活动看作与武装斗争同等重要的事业，刘志丹曾多次说：“经常唱革命歌曲，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就是做了革命的宣传工作，能鼓舞士气。”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成立的文化委员会充分利用民歌、小调等文艺形式，组织军民演出‘闹红’节目，宣传革命；首任妇女委员长张景文，亲自编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庆阳共创作了近200首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革命歌谣。比如，《刘志丹闹革命》《新正来了刘志丹》《实行共产》，用朴素形象的语言，传统的比兴手法，描绘了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抒发对革命领袖的真挚情感。这些红色歌谣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与革命斗争，揭示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残酷，揭露封建传统礼教与礼俗的罪恶，歌颂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真实反映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是老区人民革命斗争历程的缩影。
　　四、把革命理想与世俗幸福联系起来，极具丰富的思想性。熟练运用赋比兴手法，把情感寄托于客观物象之上，借用物象抒情，呈现出一副优美的画面，营造出动人的意境。凭着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典型的细节与画面，而且用夸张、对比的手法写出，因而形成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比如，《咱们的红军到南梁》中“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刘志丹的队伍到南梁”，兴中有比，写出了革命队伍的气势，很鼓舞人心；《中央红军到陕甘》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起兴，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浓缩了中央红军经过千难万险完成长征的辉煌胜利，很有画面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同时，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热情歌颂南梁政府出台的新制度、新事物、新风尚。比如，《封建制度是祸根》《红旗谣》《妇女放脚歌》等，大都是群众自发演唱，虽然题材较狭窄、形式也较简单，但生动宣传了革命政权及政策，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从陕甘边区到陇东分区和关中特区、从南梁政府十大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参军拥军、军事斗争和生产生活，庆阳红色歌谣都有所反映，实现了民间文艺形式与革命主题的完美统一，完美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人情的形象画卷，是一首首记录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精神的动人史诗。
　　五、综合运用多种表达创作方式，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庆阳红色歌谣旋律优美，曲调昂扬动人，囊括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全部表现手法，承载着宣传教育、精神鼓动、娱乐休闲诸多功能。结构上形式多样、灵活自然，很具艺术感染力；内容上蕴涵丰富，包括生活的艺术写照和反映、朴素情感的自然流露、爱之烈的激情表达三种形式；在句式上，发展了重章叠句的形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及散文体，由于衬字、语气词、重叠的使用，唱起来非常流畅。比如，《玩花灯》借用当地小调“对花”，把民众对革命的礼赞、祝愿等情感充分饱满地表达出来。为了突出词语的意义、增强形象性，常常使用叠字，比如AA、ABB、AAB式、ABA等式，通过反复咏唱，把各种情绪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也增加了音乐美。庆阳红色歌谣的丰厚土壤和艺术风采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的视线。20世纪40年代，周扬、贺敬之、艾青等文坛翘楚和马可、李焕之、柯仲平、清宇等专业人士纷纷来庆阳采风，与民间艺人一道挖掘、整理、创造红色歌谣，使其思想性、艺术性都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总之，庆阳红色歌谣把民歌与民谣融为一体，艺术地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老区人民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真实记录了人民翻身解放的社会现实，是历史的缩影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宝贵文献。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激励、娱乐的作用，在民间文学、音乐等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革命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保护、弘扬庆阳红色歌谣，对传承红色基因有着十分重要的多方面功能。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