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梅

　　提起王鞠侯现在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提起珠穆朗玛峰却几乎无人不晓。其实，“珠穆朗玛峰”这一名称是与王鞠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曾经被一个英国冒险家以自己的名字“额非尔士”命名。70多年前，王鞠侯首先提出应该为珠穆朗玛峰正名，并在身患绝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为官方正式为珠穆朗玛峰正名收集和提供充分的学术理论证据的一系列工作。如今，珠穆朗玛峰已闻名遐迩，王鞠侯先生也应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王鞠侯，名勤堉，字鞠侯，1902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县的一个小学校长家庭。他的父亲受新学影响，注重实践，王鞠侯从小受益于这种开放的教育环境。192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因家庭经济困难，他暂辍学担任小学教员，一年后考入东南大学地学系。在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通过打工补贴学费，得到竺可桢的赏识，并协助筹建南京北极阁气象台。
　　大学毕业后，王鞠侯辗转于多个单位，包括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商务印书馆、浙江图书馆、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分校和宁波安心中学等，担任助教、讲师、编辑、主任、教授等职。尽管生活颠沛流离，他始终刻苦钻研，广泛阅读并积累了大量资料。他在地理学领域的贡献卓越，翻译了多部国外地理学著作，如《从法兰西到斯堪的那维亚》《地质学浅说》《近代地理学》等，并撰写了大量科普读物和专著，如《世界一周》《气象学讲话》《地球与地面》等。他的研究广泛且深入，尤其对西藏的研究为珠穆朗玛峰正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王鞠侯性格豁达，为人宽厚，深受家人、朋友和乡亲们的喜爱。他尊重妻子，平等对待子女，注重教育，其子女大多学有所成。他在浙江图书馆工作期间，为穷苦读书人创造便利条件。1941年日军侵入上海后，他回乡办学，亲自编写教材，为失学青少年提供学习机会。抗战时期，他坚决拒绝为日军做事，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在暨南大学任职期间，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愤然辞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鞠侯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不仅自己努力工作，而且教育子女们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1950年8月，王鞠侯进入开明书店(即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任编审、自然编辑室主任。1951年，他在《开明少年》杂志发表《大小高低》一文，首次提出珠穆朗玛峰的正名问题。他指出，该峰应以藏族传统名称“珠穆朗玛”为准，而非英国人额非尔士的名字。这一观点引起《人民日报》关注，并于1951年3月4日以《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为标题转载相关内容。
　　为了进一步证实珠穆朗玛峰的正确名称，王鞠侯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康熙时代的地图。他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一部康熙时代的地图，证实“珠穆朗玛峰”是正确的名称。这一发现为珠峰正名提供了铁证。
　　1952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出版总署的通报，正式将“额非尔士峰”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同时纠正了“外喜马拉雅山”为“冈底斯山”的错误。
　　通报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五月八日发出通报。通报说明：“额非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通报全文如下：
　　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一七一七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会同喇嘛绘割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用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族“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一八五二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高度后，西人便从一八五八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额非尔士（英国人)的名字作为此峰的名字。我国编撰地志舆图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用帝国主义殖民官吏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同时，多数地志舆图中，对于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一直沿用着“外喜马拉雅山”这一极端错误的名称。冈底斯山横亘西藏中部位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英帝国主义者竟以其侵略者的观点，妄称此山为“外喜马拉雅山”，这种称呼也是十分荒谬的。
　　此后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或者冈底斯山时，都不得再误称为“额非尔士峰”或者“外喜马拉雅山”。
　　当这一正式的政府通报发布时，王鞠侯已长眠于地下一年多了。原来，1951年4月，王鞠侯即被诊断出癌症。手术后因血管缝合处开裂，不幸去世，年仅48岁。他去世后，家属根据其遗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他的同事将他未完成的系列文章续写并发表，顾均正先生在悼念文章中明确指出，王鞠侯是珠穆朗玛峰正名的首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