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

　　如今的海南是旅游胜地、度假天堂。每年冬天一到，游客像候鸟迁徙一样，将海南作为首选之地。但在几百年甚至千年以前，海南却是“蛮荒”的代名词，与江南富饶之地不可同日而语。唐人杨炎曾作《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一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因为地处偏僻，古代海南用来流放犯人，忠臣也好，奸臣也罢，一旦失势，海南往往是他们最后的归处。
　　苏轼被流放儋州之时，年已六十有二，胡子都已经白了，“垂老投荒，无生还之望”，所以他已做好了客死异乡的准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理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墓，次当作棺，乃留手书于诸子，死则葬海外。”但这悲伤只是暂时的。对于苏轼来说，人生没有绝境。正如他在坐船驶离前，与弟弟苏辙匆匆一晤，写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显然，他已经准备好了坦然面对一切。
　　关于苏轼在海南的这段历史，《宋史·苏轼列传》里用了72个字作阐述：“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父老游，若将终身。”史家笔法用墨极简，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眉目来：儋州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儋人待苏轼极其友善，苏轼的豁达本性不改，苦中亦能得其乐。
　　苏轼父子抵达儋州后，昌化军使张中敬重苏轼的为人，腾出官舍让其居住，不意被上官闻知，严词苛责，并将苏轼父子赶了出来。幸运的是，无处容身的苏轼遇到了友善的黎族同胞，他们在桄榔林中为其盖了一间茅草屋，并送来粮食和蔬菜。正因为有此经历，后来当别人问及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居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由于条件所限，苏轼父子所住的茅草屋并不牢固，遇着秋雨绵密的日子，屋外若下大雨，屋里必下小雨，只得挪屋，从东屋挪到西屋，又从西屋挪到北屋，甚是狼狈。此时，别说居室内外有竹无竹，便是米缸里有米无米也顾不得了——但苏轼并不以此为苦，待得雨霁天晴，这些经历反倒成了他与友人说笑的谈资。
　　苏轼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苏轼到来之前，儋州的老百姓取露天积水和滩涂海塘里的水饮用，以致常年患病。而苏轼在杭州、苏州等地治水颇有心得，为了解决当地百姓饮水问题，他亲自带领乡民寻找水源，并在城东泉水喷流处开凿了一口水井，让人们喝上了甘甜可口的井水。为了纪念他，人们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
　　苏轼还很重视农耕，他劝当地人狩猎之余，播种水稻增加粮食产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有《减字木兰花》词云：“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是一个妙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少时“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此番贬官海南，长途跋涉，没有带书，想读书的时候只能问当地人借。除了自己读书，苏轼还不忘带着当地人一起读，他在张中和黎族读书人家的帮助下开设学堂，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硬生生地在“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的蛮荒之地培养出了一批饱学之士，引得海内外名士纷纷慕名而来。
　　如果说“南包公”海瑞是海南原著民的翘楚，那么苏轼则可算作“新海南人”的代表。与每一个来了就急着离开的人不同，苏轼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也曾有过怨念，生恐客死异乡，但最终他将渡海前“海南万里真吾乡”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并为了让这个第二故乡变得更美好而不遗余力。所以，如今这个椰风飘荡的海中岛屿，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苏轼的海南。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临行在即，看着日日前来相送的百姓和友朋，苏轼心中感慨万千，遂作《别海南黎民表》一诗，表达他对这个流放之地以及流放之地的人民的感念，诗云：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