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一条绵亘万里、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方文明交流发展的恢弘篇章。古老丝路上，武威这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如何传承中华文明？如何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凉州文化？本报邀请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专家学者撰文，以飨读者。 ——编者
 

赵大泰 王雪军 刘娜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于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精辟的概括，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武威，古称凉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凉州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发展、演变的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度契合，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绵延一脉的连续性
　　凉州文化是一支传承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地域文化。其突出的连续性，实证于绵延一脉的儒学传承。一部凉州史，也是一部儒学教育史。
　　凉州儒学文化底蕴深厚，文脉绵长。自汉武帝凿通西域，设立河西四郡后，中原儒家文化开始在凉州传播、保存、发展，经过两汉初兴、五凉兴盛、隋唐繁荣、夏元延续、明清鼎盛，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家文化体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造就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道统，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前3年）武威郡就设立了郡国学。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武威太守任延，建立了武威郡国学馆。三国时期，重置凉州，上升为全国十三州之一。据《水经注》记载，魏嘉平年间，武威太守条茂，在姑臧灵渊池修建学宫，为讲学读书之处。西晋惠帝时，凉州刺史寇㑺令“郡县立学校，兴礼让，民俗顿改”。
　　五凉时期，凉州儒学教育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前凉创始人张轨于永宁初年（301年）任凉州（州治姑臧）刺史后，立学校，重礼教，并收录九郡官僚子弟500余人，传授儒学，培养人才，置崇文祭酒，儒学大兴。其后张重华也很重视讲学授徒，一时出现“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受业独拜床下者二百余人”的盛况。前凉并重国学与私学，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说：“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397年，鲜卑族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据史料记载：南凉主秃发利鹿孤建立学校，开庠序，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贵族子弟。
　　隋朝是一个短暂的王朝，但给中国带来了科举制度。隋文帝统一全国，废除九品中正制，代之以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隋炀帝继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其规模超过了文帝时期。唐朝时期，凉州先后为凉州总管府、都督府、河西节度使治所，一度成为拱卫长安的通都大邑。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刺激了儒学发展。凉州府治姑臧，设府儒学，置博士1人、助教2人，教授学生60人。
　　西夏蒙元时期，凉州为游牧民族统治，但儒学教育道统并未断绝。西夏时凉州为西夏辅郡，其地位仅次于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府内设立藩学，以科取士。通晓汉文的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依照汉字结构，创制西夏文字6000多个，翻译《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作为教科书。元朝灭西夏，西凉府改为州，设州儒学，有学政1人，教谕1人，授业学生30人，收录蒙汉贵族子弟就学。
　　明朝时期，凉州复归汉族统治，儒学教育复兴。明正统二年（1437年），兵部右侍郎徐晞镇守凉州时，设凉州卫儒学（地址武威文庙西侧），学额20人，两年一贡。明时，陕、甘两省乡试地址在西安。凉州卫应试生员必远涉千里，去应乡试。景泰元年（1450年）秋，举行乡试，凉州庞质考中举人。凉州卫在明代考中文举8人，武举4人，贡生73人，考中进士的仅李锐1人。
　　清朝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凉州之地文教发达，人文荟萃，文风鼎盛，甲于秦陇，儒学教育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形成了“右文之盛，前所罕见”的盛况。清雍正二年（1724年），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府治设在武威县。有清一朝，凉州府考中文进士者高达57人，其中武威41人，镇番10人，古浪1人，永昌3人，平番2人。
　　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丰富多样的凉州文化，以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本色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唐诗，是中国诗歌文学的皇冠，而凉州词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凉州词的诞生，渊源在于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兼收并蓄产生的凉州大曲。
　　河西四郡设立之后，为了巩固边防，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从中原地区大量移民河西。随着移民的到来，歌舞、百戏、雅乐传入凉州，成为本地音乐的形成基础。
　　五凉时期，凉州的音乐也步入了一段辉煌时期，完成了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的融合。据《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起苻坚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之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史书载，吕光灭龟兹后，被龟兹国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翌年，在班师东归时带回大批乐舞伎。吕光将龟兹乐舞伎和琵琶、筚篥、羯鼓等乐器，汇集于中原艺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并把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又和河西地区原有的乐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秦汉伎”。
　　439年，北魏灭掉北凉，基本统一了北方。北魏将北凉都城凉州的大户、世族、学人、工匠近三万人迁往平城(今大同)，凉州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人口的迁移却极大地推动了凉州文化的东传，促进了北魏经济文化的发展。北魏太武帝将来自凉州的“秦汉伎”改为“西凉伎”或者“西凉乐”。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后，西凉乐在中原内地得到了更加深入广泛地传播。北魏文学家温子升(495-547年)曾作《凉州乐歌二首》：“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隋朝在前代基础上创建了《九部乐》。据《隋书·炀帝纪》载：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在焉支山“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继承了隋朝的《九部乐》，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形成了《十部乐》。在唐代崔令钦的音乐著作《教坊录》中著录的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演奏的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有《凉州》《伊州》《甘州》三个以地名为名的曲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凉州》等曲谱是地方官对“音乐皇帝”投其所好进献上去的。开元六年（718年），陇右诸军节度大使、鄯州都督兼任陇右经略使郭知运进献了《凉州曲》等乐谱。开元十五年（727年），凉州都督杨敬述率乐工、舞伎、倡优，前往唐都长安进献了大型歌舞曲——“凉州”。杨敬述进献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修改润饰成为《霓裳羽衣曲》。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据唐代郑綮所撰的《开天传信记》载：“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当“凉州曲”进入长安时，唐玄宗将凉州献乐人召进皇宫，又宣召在京的亲王、大臣、贵胄们进宫一同观赏。虽有大臣指出“凉州曲”有失“先祖乐律”，但酷爱乐舞的玄宗皇帝还是将“凉州曲”定为国乐。此后，“凉州”屡经加工提高，成为唐人歌舞大曲的领衔之作。
　　“凉州大曲”自进入长安后，便立即得到唐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唐诗人杜牧的《河湟》诗“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便是例证。“凉州大曲”不仅在宫廷和寺院中深受追捧，更主要的是，在民间的影响更为深远。随着凉州大曲的风行，为“凉州曲”写歌词也成为一种时尚。唐诗中的明珠——“凉州词”由此诞生。王之涣、王翰、孟浩然、张籍等人的《凉州词》都成为千古名作。
　　三、骨肉难分的统一性
　　《三国演义》第一回里面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虽说天下大势，分分合合，但中国“大一统”的观念自春秋时期便根深蒂固，秦汉以降的2000多年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
　　凉州位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是跨越黄河，经由河西走廊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具有“凿空西域，隔绝羌胡”的战略地位。凉州文化天然具有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无论遭遇多大挫折，凉州都与中原如骨肉一般不可分离。东汉年间，放弃凉州的提议，两次被否决就是明证。
　　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凉州先零钟羌人数次反叛，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讨伐。永初四年(110年)，羌寇又卷土重来，兵费日广，且连年收成不好，谷每石暴涨至五万余钱。谋士庞参向邓骘提议：“徒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即把凉州边郡之地不能生存的人民迁徙至首都长安一带。邓骘认同，欲弃凉州，并力北边。
　　召集公卿商议，邓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邓骘认为，当时的形势就似有两件破衣服，放弃一件修补另一件，则有一件完整的，否则两件都是破衣服，也就是要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才是解决方案。
　　公卿皆以为然。郎中虞诩则坚决不同意，他向太尉张禹提出了不能放弃凉州的三条理由，这便是《凉州三不可弃议》。
　　虞诩提出不能放弃凉州的三条理由，一是先帝开疆拓土，殊为艰苦，今若放弃就是辜负先帝；二是凉州是长安藩卫，如果放弃，则长安将成为战争前线，皇陵都处于羌胡威胁之下；三是放弃凉州，将引发凉州人的反抗。谚语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凉州自古尚武，对朝廷忠心耿耿，守卫边疆推锋执锐，父死子战。如果凉州被放弃，凉州雄兵怨恨反叛，则推翻朝廷在须臾之间。
　　虞诩绝不放弃凉州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东汉朝廷对羌胡叛乱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使得凉州之地羌汉并存。元初元年（114年），庞参升为护羌校尉，叛羌怀念他的恩信。
　　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朝政日益腐败，王朝摇摇欲坠。崔烈本为冀州名士，颇有声望，但在汉灵帝卖官鬻爵的政策下，也只能于中平二年（185年）花费五百万钱谋取了司徒一职，位列三公。
　　凉州金城郡人边章、韩遂统兵，威行当地。中平元年（184年），凉州宋扬、北宫伯玉、李文侯等羌胡势力劫持边章、韩遂推举为首领，以诛杀宦官为名，举兵十万叛乱。叛军杀死了金城太守陈懿，兵发长安，先后与皇甫嵩、张温、董卓、孙坚等名将抗衡，引起天下骚动。
　　朝野震动，司徒崔烈建议放弃凉州。汉灵帝召见百官商议，议郎傅燮强烈反对崔烈的建议，便站出来进言：“斩司徒，天下才能安定。”傅燮上陈了不能放弃凉州的原因，这便是著名的《勿弃凉州对》。
　　傅燮指出，凉州是天下要冲，国家藩卫，放弃凉州后果难以承受。最终，汉灵帝刘宏听从了傅燮的建议，但也没有降罪崔烈。中平三年（186年），韩遂接受朝廷招安，发动兵变，杀死了边章与北宫伯玉、李文侯等叛军首领，至此“边章之乱”平息。虽然之后韩遂拥兵割据一方，但凉州复归于东汉统治。
　　四、兼容并蓄的包容性
　　凉州作为“民族大熔炉”，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历史上的凉州是多民族生活的舞台，月氏、羌、氐、乌孙、匈奴、党项、畏兀等民族曾在此活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民族文化。原居住于哈密吐鲁番一带的一支畏兀儿族人，蒙元时期西迁凉州后融入当地民族大家庭，落地生根。清代学术大家张澍的母亲就是其后裔。
　　畏兀儿，亦称作“畏吾儿”等，是中国西北一个古老的民族。畏兀儿其实是“回鹘”的蒙古语的汉字音译，主要指西州回鹘及其内迁的后裔。此名称的使用始于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汗国和元朝，明朝也继续使用。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北庭回鹘大首领仆固俊率领一支回鹘人在今天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创建“西州回鹘”，或称“高昌回鹘”，仆固俊被称为“仆固天王”“不可汗”。宋辽金时期，高昌回鹘一度臣服于西辽。臣服之后，高昌回鹘首领被降为“亦都护”（idikut，有福的君主），西辽皇帝在其国都派驻有监护使。
　　1206年，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监护使，遣使成吉思汗表示降服。1211年，巴而术应召携贡物至漠北，成吉思汗使与诸皇子齿，列第五，并许嫁以皇女也立安敦。畏兀儿人成为蒙古属部后，除了亦都护应岁时进贡珍宝方物、遣贵族弟子入质以外，成吉思汗还在畏兀儿人的一些城市设置达鲁花赤，直接管辖。
　　窝阔台之后，蒙古亲贵之间的汗位之争接连不断，高昌回鹘亦饱受战火。西北宗王海都与都哇叛乱时，高昌屡次遭到焚掠。至元十二年（1275年），都哇及其弟卜思巴率大军进围火州（今吐鲁番东三十里），围城六月，城中食且尽。亦都护火赤哈儿不得已献出女儿，换取都哇退兵。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元世祖忽必烈妻以元定宗贵由女巴巴哈儿公主，又赐钞12万锭，并以火赤哈儿保卫火州城的事例教训诸皇子。
　　由于别失八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已陷敌，火州城安全受到威胁，火赤哈儿只得再度东迁，移居哈迷里（今哈密）。不久西北叛王兵突至，猝不及防，火赤哈儿战死，其子纽林的斤继任。部分畏兀儿民众在亦都护纽林的斤的率领下，避居甘肃永昌（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海都之乱结束后，纽林的斤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高昌王、亦都护，兼得两颗金印，高昌王印使用于内地，亦都护印使用于畏兀儿国境，但是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其境。
　　内迁至永昌的高昌王家族在元朝一直是地位显赫的贵族。到了明朝，逐渐汉化，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家族已经败落了。清代学术大家武威进士张澍的母亲就出自永昌一带的于家湾，是高昌王畏兀儿族的后裔，这在《养素堂文集·先安人母氏遗事述》里有详细记述。
　　张澍九岁时母亲去世，他后来写了《先安人母氏遗事述》一文怀念母亲。文中记述，张澍八岁时，舅母病亡，遂与母亲一同去城北二十里的于家湾祭奠舅母，并在舅舅家留宿数日。有一天，张澍和母亲到后院，看到家祠正中悬挂着的数十幅高鼻大颧、危冠珥貂的人物像，文字标注有“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佩金虎符大将军”“佩珠虎符大将军”“佩三珠虎符大将军”等。恰好舅舅的幼子经过，被张澍的母亲叫住，便对张澍说道：“你舅舅家在前朝家族显赫，多以武功著称，所藏诰命很多，如今舅舅务农，良田荒废，家境败落。年岁已老，心情抑郁，奈何言之，泪洒洒下。”张澍当时也不禁失声痛哭。住了数日，舅舅便用车把张澍母子送回了家。
　　五、止戈为武的和平性
　　霍去病征战河西，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凉州之地取彰显大汉“武功军威”之意，故名“武威”。然而，止戈为武，武功军威的背后蕴含着追求和平目标。凉州文化中的和平实践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夯实了历史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指出，中国古代是“慎战”传统与“重战”传统辩证统一。古代中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王朝国家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维护王朝国家的长期统一发展，既需要中华文明连绵传承的人文化成，同样也需要强大实力的自强壮大。
　　中国古代虽然对于发动战争具有十分谨慎的态度，由此而形成“慎战”传统；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认可、注重战争的历史作用，由此而形成“重战”传统。“慎战”传统与“重战”传统的辨证统一，鲜明体现在战国时期著名兵书《司马法》中“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名言警训。武威一词便典型体现了汉民族崛起之初，大力开拓边疆、推进民族交融的锐气雄心。
　　在王朝国家的广阔疆域之内，气候人文千变万化、绚烂多姿。为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定，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整合众多族群力量，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仍然锐意进取、顽强坚守。在这之中，西北边疆虽然气候寒冷、地势高耸、资源不足，但却长期凭借广阔草原所孕育而出的彪悍战马，发展出强大的骑兵战术，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乃至决定角色。“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一度成为人尽皆知的民谣。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并成认为，纵观中国历史，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即使中央政权大获全胜，最终落脚点大多仍然是回到军事防御上，回到和平相处上，而并非以攻城略地、欺凌奴役他人为最终目标。汉朝抗击匈奴的战争，其实还是为了和平。
　　战国至西汉前期，居于北方的匈奴族渐次强大起来，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驱使部众，南下攻略，杀掠吏民，劫夺财产，边境地区屡屡遭受重大的人员、财物损失。当时限于国力有限，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但这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益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
　　汉王朝迫不得已，只能采取逐渐积蓄力量、反击匈奴侵略的政策。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诱敌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战争的序幕。经过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赢得了边地的安宁。可见汉朝抗击匈奴的战争，完全是被迫的，完全是出于自卫反击、谋求和平的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绝非是对他人的侵略和领土扩张。
　　匈奴远遁，河西空虚，然而大月氏、乌孙等原居民族并不想迁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室不得已只好自己往河西走廊移民徙边，置设郡县，屯田积谷，开发经营河西。因而汉室占领河西，完全是出于抵御匈奴骚扰、隔绝羌匈、维护边地和平安全和道路畅通的防御性目的，而并非为了领土扩张。如果不这样的话，匈奴就会重新打进来，重新占领河西，重新构成对汉朝北部边境安全及丝绸之路通道的严重威胁。
　　（作者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