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朱德（右三）、贺龙（右四）在政委王震（右二）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二

　　抗战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枪支弹药，发展兵工企业是陕甘宁边区的头等大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整合陕北红军分散的兵工厂、修械所，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红军兵工厂随部队先后驻扎清涧、延川、吴起、延安、延长等地，之后回迁到延安柳树店。抗战爆发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及抗战形势的需要，1938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边区军事工业。不久，军工局划归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1942年5月改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军工局成立后，首先将中央红军兵工厂由延安柳树店迁到安塞县茶坊镇，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按照军工局确定的“先设备，后步枪”的生产方针，从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性质，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拆、整合，先后组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五厂、六厂、八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厂。1938年5月，创建成立了延安通信材料厂。1942年，组建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军晋绥抗日前线的大后方，晋绥军区工业部一厂、二厂、四厂等兵工厂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佳县组建投产。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兵工企业初步形成机器制造、子弹复装、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较为完整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在大生产运动中，军工局还先后创办了陶瓷厂、玻璃厂、焦炭厂、水力发电厂、炼铁部等为兵工服务的工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
　

三

　　抗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发展工业经济方针的指引之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制革工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等综合工业。
　　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边区军民抗战和生活的主要实用性作用。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而难民纺织厂创办以后，这种情况截然改变，产品服务于边区军民。难民纺织厂开始在安塞县二区高桥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川口。这个工厂从开始8台机器和10个工人，到1938年底，发展到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纺毛机，2台毛巾机，5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1942年年底，职工总数扩大到370多人，房间120间，窑洞210孔，可容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机器装备也有很大扩充，已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整经机4台，络纱车一百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
　　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到1948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工厂已发展到20多家，职工1300多人，产量3000多匹，可供给部队、机关、学校人员所需要量的70％。发展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政府系统15个厂，军工系统8个厂，中央管理系统16个厂，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厂，各地驻军有35个厂，各地专署有9个厂，各县政府有8个厂，其他单位的有20个厂；边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到12000多人。
　　军事工业，军工局一厂（机器厂）几年中，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0师）部分机器及延安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供给了边区内部队枪支的补充。三厂是化工厂，是由钱志道同志一手筹建和领导生产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各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厂合并后，一年供给了保卫边区的部队所用的手榴弹、迫击炮弹掷弹筒及每月十余万发子弹，还供给前方底火和白药，供应各个根据地所需的无烟火药。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月产10万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百分之百的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工厂和一部分汽车和灯用所需的石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都保证100％的供应。
　

四

　　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取得“为抗战服务、保障军民供应”成就的原因在于：陕甘宁边区能坚决执行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方针。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产品输入受到了限制。当时，边区的建设客观上是工业没有基础，加上外援断绝，需要白手起家。主观上，当时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急需选拔和培训。为了抗日战场和建设边区的需要，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建立了边区自己的公营经济，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于渡过了难关。
　　团结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挥了他们高度的革命热情，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艰苦奋斗。当时，边区工厂的管理干部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大都是旧式大学的毕业生，有很高的知识水平。譬如钱志道、吴崇凌、王勋、林华、徐驰、陈振夏、李强等。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成为延安各厂的厂长。各厂的工人有些参加过革命战争，如赵俊，他原来在兵工厂、有技术，朱德总司令有一支驳壳枪，是南昌起义的纪念品，枪柄上的“南昌起义暴动”几个字就是赵俊刻的。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工人手工刻下的模子，铸就出来的产品与机制的一样。
　　同时，陕甘宁边区在建设公营厂矿企业期间，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重点是团结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邓发、李颉伯，还有边区总工会的许多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抓思想工作。工会发通知，开展向劳动英雄赵占魁学习的活动，各种思想问题得到解决，生产水平自然就上去了。
　　注意改善职工生活。当时，工人是工资制。津贴制按等级发给，一般干部拿1元到5元，技术干部可以拿到20元。而工人的工资最高可以拿到28元，一般都是十几元。那时边区一两角钱就能买到肉菜，工人们常有余款，有时还捐献给前方抗战将士。（连载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