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非

　　张克非　河南伊川人。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兰州大学博物馆馆长，曾兼任兰大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甘肃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甘肃省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校史研究会理事，《兰州通志》总纂。学术研究侧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西北区域史、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

　　兰州大学是国家部署在最西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它起源于1909年设立的甘肃官立法政学堂，从一个仅有4位教师、100多名学生的地方性专科学校开始，经历了民国初年的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的兰州中山大学、1931年的甘肃大学、1932年的省立甘肃学院、1944年的国立甘肃学院等几度变迁，再到1946年建立的国立兰州大学，才真正由一个主要是文科的小学校，发展到拥有文、理、法、医和兽医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尤其是经过新中国建立后70年的发展，到现在它已拥有12个学科门类的103个本科专业，涵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门类；在校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30000多人，教学科研人员2000多名和3所附属医院的重点高校。110年间，它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奋斗史，不仅是同时期西部高等教育艰难前行的缩影，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部振兴、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和铿锵脚步。
　 

服务西部的使命与担当

　　兰州大学曾经是近代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第一所高校，创办了最早的法律、经济、政治、医学和农学专业，也是“胡焕庸线”以西唯一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985”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建校以来，一共培养各类学生37万多人，他们中60%多来自西部、农村，毕业后仍能留在西部工作。可以说，在全国重点大学里，兰大是与西部关系非常密切，贡献也是最直接的高校。
　　长期以来，兰大汇集了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克服各种困难，始终坚守西北、服务西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因为他们清楚，虽然西部自然环境不够理想、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但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民族所必不可少的。
　　第一，能否有效管控西北、西部，历来关系国家的强弱、中华民族的兴衰。
　　汉代司马迁就说过：“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北宋的李纲也感慨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列传》）
　　以唐代为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丧失了陇右道和西域的大唐王朝随即急转直下，吐蕃的兵锋甚至经常逼近都城长安，导致中晚唐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甘肃、西北的战略地位。
　　第二，西部有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青藏高原是江河源头、“亚洲水塔”，连同黄土高原和新疆，都是国家发展的资源基地、空间保证、安全屏障。
　　第三，西北、西部历来是众多民族繁衍生息、迁徙融合的大舞台，体现了农耕与畜牧经济的互补和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西北、西部还是连接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陆上通道和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大舞台，丝绸之路、唐蕃古道都经过这里。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经设想以中国陆上版图的几何中心兰州为起点，修建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可以说，没有西部及其稳定，就没有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没有中国的大国格局和长治久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同样离不开西部和西部的繁荣发展。对此，在1946年受命筹建国立兰州大学的辛树帜校长就明确提出：“西北诸省为我国古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此时特设兰州大学，意义盖极深远。”（辛树帜《办理兰州大学计划大纲》，兰州大学档案，1-1-278）
　　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峤将军认为：“要建设西北必须发展兰大，同时发展兰大才能加速地建设西北。”“兰大是西北的最高学府，就应该负起继续不断地生产伟大的国防干部和改进西北、建设国防上需要的活力。这就是兰大的时代使命。”（郭寄峤《兰州大学与西北》，《西北日报》1947年5月2日第4版。）
　　1947年元旦印行的《兰州大学校讯·发刊词》中也明确提出：“兰州大学设立在西北要冲的兰州，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文化堡垒。兰州，在地理上，当然还不算是中国的极边，可是以全国各大学的分布地点来看，兰州大学在西北方面，实站在高等教育之极边。兰州大学是站在文化国防的最前线。”
　　“研究西北实际问题，了解西北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兰州大学的一种重要任务；调查西北的宝藏，认识西北的真相，是兰州大学对于国家应尽的天职；提高西北文化之水准，培育建设西北之专门人才，均为兰州大学应负之使命。”
　　做西北最好的大学，担负起建设西部的重任。这就是时代赋予兰州大学的光荣使命。
　　一代又一代兰大师生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始终在西部坚守奋斗、默默耕耘，坚持作西部文章，建一流大学，形成了独特的“兰大精神”，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学校前贤与兰大精神

　　兰州大学几代校长、师生以顽强的毅力、崇高的情怀，在近现代经济、文化、交通都不够发达的西北，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师生、校友和令人尊敬的教育家，成为所有兰大人效法的典范。
　　1...辛树帜校长的宏伟目标
　　在1946到1949年的国立兰州大学时期，辛树帜校长（1894—1977）立志把兰大建成西北高等教育的“首府”，如巍巍昆仑那样俯视群峰，造福西北各族民众。在当时内战炮火连天，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的不利情况下，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聘请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从全国招收优秀学生，购置大量图书仪器，兴建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和图书馆“积石堂”、教学楼兼大礼堂的“昆仑堂”等十大建筑，使兰州大学一跃成为拥有文、理、法、医和兽医五个学院，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大学，为学校以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7年7月，辛校长写了《三山堂记》一文，记述了三座教学楼的兴建，并以西北地区的三座名山，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天山堂”“祁连堂”和“贺兰堂”。他在文中谆谆告诫：“为学如为山……惟质朴足以垂久远，惟坚定足以更变迁……兰州大学立众山间，学者宜式法诸山，以质朴坚定为楷范，冀求久远焉可。爰镂贞珉，记堂之成，而为铭曰：立上庠，邦之央；作三堂，育元良；萃彦英，自四方；建边疆，固金汤；瞩天山，瞻贺兰，抚祁连；追前贤，朴且坚，亿万年。”
　　当时曾在兰大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目睹这一切而深受感动，他在《昆仑堂碑记》中写道：“树帜先生立大任重，不避讥谤，以导于先；校中同人齐一心志，忍饥耐寒，以随于后；能当兹物价日高、校款益竭之际，而此弘伟之目标卒底于成。”“当知屋宇可得而毁，惟此为之于不可为之日之精神，则永永不可磨灭者尔！”
　　1957年，辛校长作为著名农学家应邀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时，毛泽东主席称赞他在学术上“独树一帜”。
　　2..郑国锠院士与“玻璃窗”
　　195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郑国锠先生回到祖国，在高教部等待分配时，接到兰州大学的电报，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窗户上有玻璃的宿舍，诚恳地欢迎他到兰大工作。
　　这位出生于江苏常熟的“海归”博士很好奇，难道这也是一种优待条件？转念一想，由此可见兰大办学条件的困难和急需人才的诚恳态度。于是，他和妻子毅然应邀前来学校工作。
　　到学校后，他们发现兰大的办学条件比想象的更加困难。当时学校还在萃英门旧贡院内，教师们都住在糊着窗户纸的砖木平房内，只有给他的住房窗户中间安了一块玻璃，取代了原来的窗纸；没有自来水，只能把浑浊的黄河水倒在一口水缸里，再撒些白矾，让泥沙沉淀下去后，用上面澄清的水做饭；没有暖气，取暖、做饭都要靠自己烧煤炉子；晚上经常停电，不得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
　　面对这一切，郑国锠教授丝毫没有畏缩。他坚定地说：“如果为了过舒适的生活，就不用回国。回来建设祖国，就是要准备吃苦的。有困难，不怕；没有条件，创造！”从此，他在兰大一直工作60多年，直到2012年逝世。就是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他开创了兰大生物系的细胞生物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主编《细胞生物学》全国高校通用教材，并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3.黄文魁教授的化学人生
　　著名化学家黄文魁教授，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选择当时无法进口的氯霉素中间材料合成，作为自己的毕业设计题目，经过28次实验最终取得成功。该合成方法转入工厂生产后，成本比原先的进口价格降低五分之二，也开始冲破当时国外在抗生素方面对我们的封锁。年仅24岁的他也因此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1955年，黄文魁带着妻子、孩子，随同中国有机化学开创者之一的朱子清教授，从复旦大学调到兰州大学工作，第二年即协助朱先生成功合成贝母碱，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他们和留学归国的刘有成教授等，共同开创了学校的有机化学专业，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进入全国高校化学专业的前列。他成天到晚忙着做实验，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有时连周末都不休息。妻子开玩笑说，实验室才是他的“家”。
　　“文革”期间，黄老师被迫成天开会、学习、劳动，甚至被当作“白专”典型而横遭批斗，唯独不能搞科研、做实验。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就冒险在夜里悄悄从化学楼一楼卫生间的窗子里翻进去，到实验室里将门窗都遮严实，在灯光下做实验，天快亮时再从原路出去。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仍然在研究上取得进展，还帮助西固某制药企业解决了生产中形成的臭气污染难题。如此执着的化学家，在全世界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位。
　　1972年，他注意到国外化学家已经人工合成了珍稀植物红豆杉中的天然成分——三尖杉脂碱甲类物质，临床实验对治疗白血病有一定作用。他不顾才做了胃切除手术、体重降到70斤的病体，主动请缨承担该项研究课题。在简陋的条件下，他凭借自己多年的丰富经验和高超的化学实验技能，不仅很快就成功合成出三尖杉脂碱的甲类物质，而且在国际上率先合成了其中的乙类、丁类和戊类三种有机物质，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他平时还有一个特殊爱好——养蜂。在他住的简易楼窗外，常常养着一两箱蜜蜂。这不仅可以在当年物资匮乏时让孩子们吃上点蜂蜜，而且能从中学到蜜蜂的勤劳。他常给学生和孩子们说，我们要像蜜蜂那样勤劳、严谨，有秩序地生活、工作。
　　1982年12月24日，他应邀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因航班在白云山机场降落后起火而不幸遇难。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双手还紧紧抱着胸前的手提包，里面装有要在广州进行检测的化学实验样品。
　　正是有了朱子清、黄文魁教授和刘有成、陈耀祖院士等几代优秀化学家的长期努力、精心培育，兰州大学化学系在改革开放时期毕业的学生中已有9位当选两院院士，化学专业成为国家一流专业。
　　4.坐羊皮筏子的地理学家
　　兰大地理学专业的开创者王德基教授，是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地貌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弄清兰州的地貌、水流，为城市规划和工业建设提供地质依据，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王教授经常带着学生坐羊皮筏子到黄河沿岸进行勘测、考察。
　　一次，羊皮筏子突然遇到激浪而倾斜，坐在边上的王教授眼看就要掉进河里。多亏身后的学生一把拦腰抱住他，其他人也紧紧抓住筏子上的木杆，才使筏子恢复平衡，避免了一场大事故。
　　事后，大家心有余悸，家人更是坚决劝阻他再去冒险坐羊皮筏子进行野外考察。但是，为了工作和研究，他丝毫没有退缩，硬是借助羊皮筏子，把黄河河段的水流，沿岸的地形、地貌等搞得清清楚楚，为兰州的城市规划、建设，包兰等铁路的选线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