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勇

　　徐廷昌，1879年生，甘肃合水县段家集乡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常驻参议、县政府委员。1940年到1944年曾三次赴革命圣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边区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
　　徐廷昌年少时父亲去世，母亲再嫁，孤苦伶仃，幸有远房叔祖收养，放牧为生。长大后，他白手起家，靠辛勤劳动，于25岁成家立业。虽然自幼寄人篱下，但他为人坦诚豪爽，豁达大度，凡事不拘小节，在乡邻中颇孚众望。妻子郭氏贤惠有德，有“佛慈孺人”之称，所生七男一女，经悉心教育皆步正道。
　　1929年，陇东发生极其罕见的大饥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当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时候，段家集乡（时属宁县）的郭、杜两乡绅却勾结当地土匪，抢劫财物，祸及乡邻。血气方刚的徐廷昌挺身而出，邀邻村郝孝雄等人赴宁县告状，为民请命。县署派兵围剿众匪，捕捉了匪首，安定了地方，放粮赈济，救活灾民，并将二乡绅革职，应民众请求，任命徐廷昌接任绅士。
　　徐廷昌虽然目不识丁，却有过事不忘之才。他在任8年，廉洁奉公，热心为民众办事，先后创办私塾两所，吸收贫民子弟入学，培养地方人才；组织民众修宽两处岘子隘道，疏通东西、南北车辆通道；积极参与上下8社知名人士倡导的立集活动，首次设立段家堡集市，结束了方圆50里内无集市之现状；组办社火队，活跃文化生活，以内容丰富多彩颇受群众欢迎。
　　徐廷昌家境殷实，周围邻居求助借贷，有求必应。穷人子女结婚困难，或解囊相助，或按户分摊，自承债权，被乡邻誉为“慈悲有德”之人。他虽身为绅士，却仍保持劳动者本色，常粗衣淡食，不奢不哗，虚心自重。
　　1932年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原咀头村开展革命活动，派人向徐廷昌筹措军资。来人以为鼎鼎有名的徐绅士必定穿着讲究，却没料到是早已见过面的身穿粗布棉袄之人。在咀头村，经刘志丹说服教育，徐廷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性质、宗旨有了新的认识，从心里愿与游击队合作共事。他与游击队情报人员单线联系，提供情报，使游击队多次准确地捕捉到敌人和土豪劣绅，筹集到枪支粮饷。他以此法，先后为游击队筹枪4支，筹集银洋布匹若干。
　　1934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给养困难，刘志丹传话给徐廷昌，要他为红军筹备一笔过冬经费。徐廷昌慷慨受命，倾囊相助，卖掉自家的原地20亩，把筹得的经费让三子徐占荣送交部队。此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他却不避风险，常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鼓动群众与红军靠拢。他说：“共产党、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爱穷人，不欺民，我都不怕，你们怕啥哩！”当地不少青年在他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参加红军，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国民政府废除旧制，编排保、甲，改绅士为保长，徐廷昌力辞公职，民众上书挽留，便勉强让三子占荣接任保长。1937年，宁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各地普遍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后方援助会，他又支持占荣辞去保长职务，从事后援会工作。
　　1940年初，“宁县摩擦”事件之后，国共重新划分区界，将段家集划归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管辖。10月，陇东分区组织各县开明人士、社会贤达赴延安参观，徐廷昌应邀参加，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聆听教诲。回到家乡后，他又积极创办村学和农民夜校，做出优异成绩。
　　1941年10月，合水县召开首届参议会议，实行“三三制”，徐廷昌以“开明绅士”当选为县参议会常驻议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及政权建设工作。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徐廷昌以合水县参议会常驻议员身份代表全县人民出席会议，第二次见到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合水建政工作，并与李鼎铭先生同组讨论。他在会上发言说:“我有七个儿子，准备上前线，政府要几个，我给几个。”博得与会者交口称赞。徐廷昌未食言，先后送4个儿子参军参政。
　　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徐廷昌作为先进代表出席大会，第三次见到毛泽东。会后，毛泽东和他同桌进餐，看见他随手拣起撒落在饭桌上的米粒吃掉，称赞说：“此乃中国农民之美德也”，一时传为佳话。在这次大会上，他获得边区政府颁发的“热心办学”奖状和纪念品。他把主席的赞誉铭记在心，鞭策自己努力奋进。
　　1946年2月，在合水县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徐廷昌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徐廷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痛恨。
　　1947年春，陇东沦陷后，他便遭到国民党宁县政府的搜捕。5月，其子占邦在西华池三楞嘴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8月，他身陷囹圄，敌人逼迫他发表拥蒋反共声明，劝四子占祥携带枪支投降，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身受摧残，忧郁成疾，病情日笃。因无口供，敌人只好准他取保就医。出狱后，他卧床不起，于1949年5月含恨而逝，终年70岁。临终前他嘱咐诸子：“不要动摇，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到底……”。
　　徐廷昌一生向往光明，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投身民主政权建设，无怨无悔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令后人永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