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

　　有这样一部与庆阳有关的传奇小说，在国内失传上千年，却在日本风靡千余年，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学史。这本书就是初唐传奇小说《游仙窟》，说它和庆阳有关，是因为日本所存多个版本的《游仙窟》都有“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的题记。
　　宁州襄乐，即今天的庆阳市宁县湘乐镇，古襄乐从西汉设县到元代撤县，是陇东历史上设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千年古县之一。襄乐最早叫“襄洛”，因其东依子午岭，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秦汉时，这里就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区域。襄洛向南又可直达关中，也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地，因而在动荡的南北朝，襄洛的地位更加重要，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其更名为“襄乐”，不久又撤县设郡。西魏时襄乐郡又成了燕州的治所，还在襄乐筑城称燕州城，后周时才撤燕州和襄乐郡重又改为襄乐县。唐朝时，襄乐属于地位较高的“紧”县，直到宋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襄乐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元代至元七年（1271年），襄乐县制才被废止并入宁州。
　　张文成，本名张鷟，号浮休子，深州陆泽县(今河北省深州市)人，唐仪凤二年（677年），青年张文成参加“下笔成章科”制举考试，中举后被授任宁州襄乐县尉。第二年吐蕃入侵，朝廷招募人员从军阻击，襄乐县尉张文成应召前往河源（今青海黄河源头地区）。《游仙窟》就是他在河源期间创作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序在奉使河源的途中，在金城（兰州）附近的积石山（临夏小积石山），投宿“神仙窟”（炳灵寺），遇到了女主人崔十娘和五嫂，于是饮宴欢笑，吟诗酬答，极尽欢愉后离去，故事全篇仅八千余字，叙事以骈文为主、夹杂大量诗歌和散叙，形成独特的散韵结合体制。全篇包含了84首诗歌，文辞绚丽、对仗工整，声韵优美、起承转合自然流畅，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遣词造句极富想象力和表现力。
　　张文成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到玄孙，每代都以科举入仕做官，虽官都不大但都擅长文辞，他和孙子、玄孙都有著作传世。其中才名最盛的当属张文成。在以科举取仕的唐代，唐人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来比喻中举的难度。但张文成弱冠之年就进士及第，此后，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他七次参加皇帝主持的制举考试，四次参加吏部铨选，不但全部通过且排名靠前，难怪主考官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张文成因而得了个“青钱学士”的雅号。
　　如此顺风顺水的科举之路，并没有成就平步青云的仕途。仕途不顺的张文成才名却极盛。《旧唐书》记载张文成“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而且新罗、日本及东夷诸蕃国，尤其喜欢他的文字，每次派遣使者入朝，都愿意出重金购买张文成的作品。
　　《游仙窟》在国内失传，这跟作者和作品都有关系，史书记载张文成“性情偏激急躁，傥荡无检，傲慢轻狂、不持士行”，尤其被那些正人端士所厌恶，比如三朝元老姚崇就很讨厌他。他的成名作《游仙窟》诞生时，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当时的人对小说中人称、情节皆可虚构还没有足够认知。张文成在国内流传的作品只有两部，《龙筋风髓判》是中国迄今为止完整传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在法律史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被收入《四库全书》。另一部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和《资治通鉴》都有收编。
　　张文成还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墙内开花墙外红”的文人。日本流传的《游仙窟》文本众多，古本有古抄本、篆刻本、古刊本，又有无注本、有注本，还有多个近现代译本，古今时间跨度千余年。有古注本对卷首“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的题记中“宁州”的注释为“属关内道，在去京三百里西北也”。日本人整理编著的各种汉文集中，把《游仙窟》同《诗经》《论语》《山海经》等作为汉文经典一并收入。日本最早编著的《全唐诗逸》就选取了《游仙窟》中的19首诗，后来补编时，又录入了58首，足见日本人对《游仙窟》的重视和喜爱。日本古典文学最高成就《源氏物语》就多次引用、化用《游仙窟》文辞。日本古典诗歌总集《万叶集》中有多首文辞与《游仙窟》雷同。日本学者对《游仙窟》的研究著述，有阐释《游仙窟》对日本古代说话文学、万叶和歌、物语文学、近世小说的重要影响的，有考证《游仙窟》同日本文字类书、注释类书、随笔类书关系的等等，文献丰富，成果丰硕。
　　新、旧《唐书》没有为张文成立传，只在其孙子“张荐传”中简单附带几句，生平经历和生卒年月均未表其详。唐末学者莫休符在风物志《桂林风土记》中对曾流放桂林的张文成生平有略述。从唐朝到民国，国内没有文学或史学著作专门研究张文成其人其著，大多只是在收编文集时收录了他的一部分作品，有的附带几句作者简介。直到清朝末年，驻日公使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将《游仙窟》收录于光绪十年刊出的《日本访书志》。
　　1922年，鲁迅得到日本元禄三年的《游仙窟钞》，在北京大学讲学时介绍了这部作品，并在著《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游仙窟》时说“中国久失传，后人亦不复效其体制”，因而才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鲁迅的朋友、时任《民国日报》编辑的章廷谦（笔名川岛），以鲁迅收藏的钞本为蓝本，核校并加注标点，1929年2月，由鲁迅作序，北新书局出版了最早的《游仙窟》点校本。鲁迅在序言中说，《游仙窟》对研究唐代的社会风尚，流行俗语等都可作史料佐证，至于用骈体文创作传奇小说，《游仙窟》要比清代陈球之的《燕山外史》早千年左右，因此，对研究文学史来说，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