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彭德怀撰写发刊词《对症下药》

　　为办好《调查研究》这个刊物，编辑人员深入基层作社会调查。他们请彭德怀题写刊名和撰写发刊词，彭德怀题写了“调查研究”四个大字，遒劲有力。
　　《调查研究》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题目为《对症下药——为<调查研究>的创刊而写》。据《彭德怀年谱》记载：“1942年4月20日，发表《对症下药》一文，阐述毛泽东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要求华北党和军队的同志对中国社会和地方工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防止空谈主义和主观主义。”
　　彭德怀曾回忆，1928年12月上旬，他率领红五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讨论六次代表大会土地政策决议时”“就听他讲到‘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当时虽然给我一个印象，很不深刻。1931年有些同志讥之为‘狭隘经验论’”。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向大会作报告。会上出现了争议。“左”倾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会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写道：“至1933年，这种‘反狭隘经验论’的讥诮几乎流行得相当普遍。红军政治工作部门之社会调查组织，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取消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就从此每况愈下。到‘五次围剿’时。群众工作传统几乎保留无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时，才又重新恢复，但远不如红军初期做群众工作之认真。”
　　彭德怀在《发刊词》中回顾总结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五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做出抗战前后及五年抗战中变化的精确的调查，直到今天还是凤毛麟角。有，也是个别根据地。”他还提到了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襄垣南丰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雪峰、傅钟、左权、陆定一等，着重讨论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时就提出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太行山一切具体情形如不十分了解，那么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具体政策将是闭门造车，以想象代替实际，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会议这样严重的指出其重要性，并有具体的分工，在半年内调查长、潞、襄、屯、武等六县，但结果除野战政治部做了一部分调查外，其余都落空了。其原因是：不仅由于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不够，甚至为空谈主义者所鄙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具体的政策是想象的，不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文中指出，主观主义不仅危害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助长了空谈主义，阻碍了许多同志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也就阻碍了许多同志应有的进步和实际智识的增进。他认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事务主义的所谓实际家，才叫做“狭隘的经验论”。
　　彭德怀写道：“中央号召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是对症下药。这剂药就是医治主观主义、空谈主义，是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同志政治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的一贴有效的良药。”他痛感对中国及国际事情了解得非常不够，因此要耐心来做调查研究工作，攻破自己存在着的主观主义，虚心从小学生做起。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地“去做、去学，虽不敢说会学到、做到如何的成绩，但我坚信只要虚心，总会有些成绩贡献给党，贡献给革命。我还希望某些同志放下自己的架子，眼睛向下，向群众中去学习，群众中有我们的老师。”
　　

一群宏才远志的采编人员

　　《调查研究》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都是有远大志向、文化水平高、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同志。为了使《调查研究》创刊号能够顺利出版，编辑们各自前往调查地点，深入乡村、集市，走访各类家庭，与当地人们进行交谈，考察当地的基本情况。随后，他们对调查地的农业、经济、婚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对自己的调查进行整理，最终撰写成文章，发表在《调查研究》的创刊号上。
　　创刊号刊登的第二篇文章是张友清撰写的《几点说明》。张友清，1904出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21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被派往杨虎城部队工作，任政治部民运部长。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和天津市委书记，曾三次入狱、两度被判死刑，他都坚贞不屈。1936年9月，张友清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先后任中共山西工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室主任等；1942年2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他因长期蹲监狱、戴铁镣，身体瘦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完成繁重的任务。他在《几点说明》中呼吁大力提倡积极的研究精神，必须大胆地深入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当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具体情况，必须把调查与研究有机的联系起来，才能克服主观主义，才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