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宗慈

　　高崇民站在大队的最前列，与蒋介石的讲台相距咫尺，慷慨陈词，请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诘责，把蒋介石质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措辞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这一来，全体群众特别是天津学生请愿团更加愤怒了，一位青年大声高呼：“东北是中国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随之，全场掌声雷动，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无奈，对大家说：“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并且又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靠国联正义制裁”等一套滥调。蒋介石说完之后，立即退席。这时，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请愿团全体人员饥寒交迫，疲惫万分，返回金陵大学后，即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但在夜里十点钟左右，突然闯进大批宪兵和便衣特务，叫起全体人们，逐一检查，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等情事，但他们搜查结果，一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人们纷纷说：“抗日有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么不算反动？”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
　　“南京请愿，白跑一趟。国民党政府既决定不要东北，我们自己去干吧”——这是请愿团六百余人的共同认识，同时也是流亡关内东北民众一致的决心。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对于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许人民抗日的，同时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首先是利用一些东北籍CC派反动分子，戴上抗日的假面具，挂出抗日工作的假招牌，借为不抵抗政策放烟幕，并妄图以此收搅东北人心，打击东北人民真正的抗日救亡活动。
　　以齐世英、梅公任为首的东北籍CC派纠合从东北逃亡进关的国民党CC分子徐箴(原哈尔滨特区电信局长)、周天放(原哈尔滨特区教育厅长)、臧启芳(原哈尔滨特区地亩局长)及早在关内的曹德宣、李锡恩、王星周等，大肆活动，从种种方面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对抗。在组织民众方面，他们由周天放出面主持，组织“东北行健学会”，网罗东北上层人士，以国民党员为骨干；由曹德宣出面主持，组织法西斯式的反动团体“东北青年学社”及其核心组织“力行团”，宣传法西斯思想，并收买东北青年作特务(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各院校出现的东北籍特务分子，多为力行团员)。在青年教育方面，他们先后设立“知行中学”及“念一中学”，由梅公任、周天放分别主持。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北平设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以周天放、李锡恩为正、副主任，并由该处直接办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以李锡恩兼任校长。当时中山中学、知行中学、念一中学收容从东北进关、食宿无着的青年学生为数不少，显然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领导的东北中学和在平复校的东北大学相对立，齐世英则在上海以“抗敌救国”为幌子，成立一个“东北协会”，与远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遥相对峙。
　　国民党极右分子在舆论宣传方面，也不放松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对抗。他们有一个民友书局(附设有印刷厂)，出版《东北月刊》《东北旬刊》《东北青年》《行健月刊》《行健丛刊》《北强月刊》《蒙古月刊》《黑白半月刊》等反动刊物，以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旬刊》《东北通讯》《复巢月刊》等刊物对抗。当时，救国会和国民党极右派的斗争，在言论主张上，主要表现在“是谁不抵抗？”和“不抵抗政策”的问题上：他们拼命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把丧失东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一个人的身上，说是由于张学良不抵抗；而救国会则正面予以揭穿，以事实说明东北丧失是由于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他们拥护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辩护，而救国会则主张全国团结抗日。救国会旗帜鲜明地高呼“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口号，而他们遮遮掩掩，只提“收复失地”而不提“打回老家”的口号。他们的反动宣传，曾使一部分东北人士和一些青年学生受到一时的欺骗蒙蔽。
　　国民党极右分子从1931年至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前，锣鼓喧天，用尽各种手段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唱对台戏，但在“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驻华北各地的党部和中央军、宪兵团被日寇赶出华北，东北CC分子也都夹着尾巴南逃。从此，他们也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然而，国民党极右派对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破坏活动，不但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何应钦奉行日寇要求取缔华北抗日活动，特别是取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及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意旨，通过高仁绂于7月10日向救国会传达了取消救国会的命令。7月14日，救国会公推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钱公来等四委员到怀仁堂向何应钦交涉，何应钦坚持救国会必须取消，并采用威胁手段，施加压力。救国会成员张希尧于15日在街头散发反对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传单而被捕，徐靖远因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而被捕入狱。与此同时，何应钦明令停止救国会发行爱国奖券，以断绝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救国会。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7月15日，朱庆澜主持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被迫宣告结束。
　　在国民党亲日极右分子和日寇配合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加紧压迫摧残的形势下，救国会的同志们并未消极畏缩，相反，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与国民党极右分子斗争的决心。但是，鉴于当时华北内外情势，抗日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8月31日，救国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