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舟

　　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在中国画坛上以“奇情逸韵，拔立尘表”笔墨形式开一代新潮的宗师，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关注、最富谜意的画家。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为明宗室后裔，少年时即颖异绝伦，八岁便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凭他的家庭背景和才气，前途不可限量。不料甲申之变，大明国亡，父亲随之去世，妻儿病丧，美好前程皆成泡影。为避杀身之祸，他出家为僧，并一改过去诙谐、善议之性格，开始沉默寡言。家国之痛，一直是他心中郁结难消的块垒。眼见复明无望，便潜心丹青，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将胸中的郁闷和满腹牢骚，借画和题画诗来宣泄。
　　他常愤世佯狂，“尝戏涂断枝、落英、瓜豆、莱菔、水仙、花兜之类，人多不识，竟以魔视之，山人欲快。逢知己，十日五日尽其能，又绝无狂态”，“画毕痛饮笑呼，自谓能事已尽”。八大山人画鱼画鸟，总爱用淡墨绘出形体，却用焦墨在眼的四周作一圆圈，然后狠狠地在眼的上部点一圆点，使鱼鸟都成为“白眼向苍天”之状，怒目而视，透露出八大山人愤世嫉俗之情。他笔下的花鸟蔬果，组合都不循常规，总是显出孤独、冷漠、悲凉、紧张、不和谐之感，显现出画家孤寂、不安又遗世独立，不入俗流的内心世界。
　　显然，这种一味的愤世嫉俗，未能化开心中的块垒，八大山人一方面沉湎于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又努力超越孤寂、苦闷，希望摆脱心灵的重负。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隐逸山林，谈玄论道，从宗教等精神领域中寻求安慰。如果说八大山人最初的出家是为了避祸，成全封建纲常所要求的气节，那么结果却是弄假成真，导致了他摒弃一切世俗功利。据传，他后来还曾转入道门，最终又还俗，但已深得禅宗和老庄之精髓，摆脱外界之羁绊，进入了无我之境界。
　　八大山人的这种转变，是通过绘画、书法来完成，并最终体现在书画之中。八大山人的书画，通过艺术的变形，打破生活的真实感，趋于玩世不恭。当无法从外界寻找调节自我的方法时，自嘲也能使人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八大山人的画，变形夸张，笔墨拙朴简练，画家的灵魂已从艺术的纯净中获得解脱，不再烦恼苦闷，对世间一切都淡然了。
　　清王朝统治稳固后，对明朝遗老们采取了怀柔政策。八大山人觉得复明无望，又能保全名节，紧张悲愤的心绪多少有些缓解。此时，他又潜心创作不少山水画。他创作的萧散简逸，虚和明淡的山水图卷，养性情，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而妙趣横生的花鸟画，则使其性情变得随和、开朗，禅理的参悟和对绘事的精研，使他的心境大为改善。原本真性情中的诙谐幽默感复萌，并在画作中洋溢。晚年八大山人的书画创作，逐渐化去原先的方硬狂怪，风格趋于圆浑、醇厚、含蓄、内敛、朴茂、酣畅，充满禅趣道意。不再枯索伤感、苍凉满纸，而是返朴归真，蕴涵着活泼生机，带有相当的人情味。
　　八大山人有幅石刻楹联：“谈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离禅。”这可以看出其晚年书画艺术成熟期在无奈之中觅趣的生活态度，满腹牢骚已被随遇而安、超然尘外所取代。八大山人从遗民的悲愤失意变为“兜率”净土的宁静适意，过渡期长达数十年，此间，书画艺术本身予以他情感的抚慰、净化和升华不能忽视。还俗后，他的绘画艺术反而更超尘脱俗，日趋清、幽、寒、静，自然拙朴，天然浑成，充盈着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