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母亲有一块“金疙瘩”，是母亲结婚时从娘家带过来的贵重嫁妆。
　　从记事时起，这件事就成了家里的一桩公开的秘密：家人都知道母亲娘家陪送的那块“金疙瘩”有茶盅那么大，就放在箱底的包里，很值钱。
　　因为有了这块“金疙瘩”，全家人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依赖。
　　大哥结婚时，要盖一所新房子。父亲和大哥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母亲放在箱底的那块“金疙瘩”。
　　母亲在家庭会议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淡淡地说：“那块金疙瘩可以拿出来换钱，然后给老大盖新房”，母亲接着把目光转向姐姐、我和弟弟，“可是以后这三个孩子拿什么来交学费？没有学费，他们仨就都得辍学。”
　　父亲和大哥沉默了许久；父亲一跺脚：“算了。我和老大自己张罗去。金疙瘩，还是别动了。”
　　那个夏天，父亲和大哥在荒甸子上整整干了半个多月，用三棱草和黄泥，硬是摔了5000多块土坯，然后砌窑，烧成砖。全家人燕子衔泥般大干了20多天，一分钱没花，硬是给大哥盖了所新房子。
　　此后，姐姐、我和弟弟每每交学费时，都会想到母亲的那块“金疙瘩”，可每次都是让母亲以“还有更急的事呢”岔了过去。我们每次都是以割柳条、编炕席、采药材、养猪养鸡、栽果树等方式筹集到钱，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姐姐出嫁时，提出要家里陪送一台双缸洗衣机。母亲这次很爽快，答应取出那块“金疙瘩”，换成钱由姐姐支配一部分。可是，母亲又提出一个意见：“三儿（就是我）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估计用钱的地方会更多。”
　　那块“金疙瘩”依然放在箱底没有拿出来，姐姐在镇上的一家针织厂里打了两个月的工，挣回来一台双缸洗衣机——非但如此，姐姐还因此学到了技术，结婚后，和姐夫一起开了家服装厂，年收入相当可观。
　　在大学，我节衣缩食，课余做家教、钟点工、投稿来筹措自己的学习费用。直到我大学毕业，母亲的那块“金疙瘩”依旧一直放在箱底。
　　母亲80大寿时，天南海北的晚辈们聚到母亲身边。生日宴上，大哥大嫂趁着酒兴，提议让老寿星拿出箱底的那块“金疙瘩”，让整个家族的人开开眼。
　　母亲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什么金疙瘩？咱家里压根就没有什么金疙瘩，妈这辈子就没收到过娘家给的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