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生态环境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徐明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南梁精神研讨会。能够站在这里发言，我既感激又惶恐。因为我深知，南梁精神博大精深，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对它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深刻，只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谈一些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我的家乡环县位于陕甘宁交界，是南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我就听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那里，是红军长征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的发生地。1936年，习仲勋同志随红军西征，解放环县，并担任环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环县人民群众从此翻身当家作主。这些故事，不只是儿时的回忆，更是深植于我心中的精神烙印。革命先辈在带领人民创建根据地实践中，形成的面向群众、忠诚为民的宗旨意识，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党性观念，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胆魄智慧，就像一粒粒种子，在童年的土地上悄悄生根，在后来的求学与科研之路上，悄然开花结果。
　　1999年，我考上大学。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个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环境污染问题也日渐凸显，国家开始着手治理污染。“淮河零点治污”等新闻深深触动了我，一个边远小县城的孩子朴素地相信：保护环境，是有意义的大事。于是，在高考志愿上，我毫不犹豫地将“环境工程”写在第一志愿。那年我的运气比较好，考了全省理科第二，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录取。
　　在清华七年的本硕学习，不仅让我掌握了环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更让我意识到：环境问题不是单一的污染问题，不仅是污染物的产生、迁移和转化等物理化学过程，它深嵌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策制度的每一个角落。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立足系统、面向全局、深入现实。我也在学习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重视生态环境建设。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土地人民委员部，下设山林水利局，负责山林水利工作。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林务局，发布《森林保护条例》，负责森林保护等工作。
　　2006年，我赴美深造，博士毕业后，我顺利进入世界排名前20的密西根大学任教，成为其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近百年历史上首位中国教师。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我用10年时间扎根产业生态学这一交叉前沿领域，研究如何用系统思维指导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虽然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内心始终有个声音在呼唤我：我的研究，最该用在中国！让这些研究产生最大的实际价值，真正服务人民、服务国家。
　　2022年，我辞去美国的教职，回到母校清华。不敢说是为国效力，更多地是希望自己所学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价值。
　　回国后，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国家高度重视“双碳”目标的推进，明确提出要构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及今年初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旗帜鲜明地提出“构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任务。而碳足迹，正是我在美国研究了十几年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我国最大的短板是基础数据严重滞后，国际数据库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极少且过时。怎么办？因为这样的数据库需要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工作量大，任务艰巨，靠我一个团队，远远不够。怎么办？我想起了“群众路线”——既然一个人做不了，那我就动员一群人！
　　我联系了全国十几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课题组，大家“自带干粮”、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启动了“天工计划”。“天工”，取自“天工开物”，寓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从零起步，开发出能代表我国实际情况、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天工碳足迹数据库”。如今，我们的愿景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一共有44个团队参加了天工计划，而天工数据库也在不断的改进和更新，已经支撑了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的多项工作，服务众多企业走向绿色低碳转型和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在这个工作中，让我最感动的，不是成果本身，而是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集体信念与力量。没有经费，大家依然主动作为，为了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共同发力。这是科研工作者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更是“面向群众”精神的真实写照。
　　今天回望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求学与工作之路，我愈发感受到：南梁精神，不是一种历史记忆，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力量。它在我的人生中不断闪光，指引我从红色土地走向绿色使命，从一个老区少年成长为科研工作者，投身祖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南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它不仅属于昨天的烽火岁月，更属于我们今天的奋斗时光和明天的美丽中国。
　　让我们将南梁精神薪火相传，不仅铭记于心，更落实于行，在绿色发展的时代画卷中，写下我们的红色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