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多茂

　　嘉庆十年，25岁的顺天府大兴县青年徐松以殿试二甲第一名被赐进士出身，自始踏入仕途。三年后，散馆，授编修、入直南书房；第四年，入全唐文馆；第五年，先充文颖馆总纂，后任湖南学政，宦途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但在第七个年头（嘉庆十七年，1812年）却遭赵慎畛弹劾，谪戍伊犁。在疆的八年里，他考察了天山南北等西域诸地，撰成《伊犁总统事略》。因该书体例限制，“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置不录”，他便参考《水经注》的方式辑成《西域水道记》，将时空经纬中不断变换着的西域面貌纵横有致、清晰全面地描述了出来。在《西域水道记》第三卷中，徐松首次详细记载了甘肃境内嘉峪关以西地区的历史地理。
　 

汤汤流赭的党河

　　这条在汉代称为氏置水的大河，到了清代被叫作党河，一直沿用至今。千百年来，党河寂寞地流淌，滋养着两岸不同的民族。关于它的源头记载，最早是《柳沟志》，说其发源于四蟒山。当徐松赐环归京时，途经敦煌，便“询诸故老，莫识其名”，遂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考证。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写到：“西源曰党河，二源并导。东源出窟窿山，山在敦煌县东南，与雪山相属也。山北出细流五，并山麓西流七十里，迳五个山嘴北而会。”
　

粲然盈目的莫高窟

　　始建于前凉的莫高窟是一座佛教艺术圣地。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三危山上的莫高窟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往返于丝路上的商贾、僧侣和文人们。这些人将神奇的莫高窟故事带回中原，或者更远的地方。但徐松是第一个准确的将莫高窟营建时间、形制等告诉世人的学者。在《西域水道记》中，他写到：“鸣沙山东麓有雷音寺，倚山为宇。山错沙石，坚凝似铁。高下凿龛以千百计，年祀邈远，经历兵燹，沙压倾圮，梯级多断。而佛像庄严、斑斓金碧者，犹粲然盈目，故又曰千佛岩。岩之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乾隆癸卯岁（四十八年），岩畔沙中掘得断碑，有文云‘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旋为沙所没……”
　　

广圆百里的三危山

　　前凉升平十年（366年），高僧乐僔途经敦煌，见三危山状如千佛，始凿莫高窟。可见，三危山成就了莫高窟，也成就了今天博大精深的敦煌学。在《西域水道记》中，关于三危山的记载虽有数句，但信息量非常丰富，他写到：“三危山在鸣沙山北，《太平御览》引《西河旧事》曰：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为昇雨山。魏中山公杜丰追吐谷浑慕璝之子被囊，度三危，至雪山，生擒之。盖三危之南为雪山，吐谷浑故地也。”
　　

党城与沙枣城

　　十六国至唐宋时期，党城和沙枣城都是敦煌的门户，驻有相当的兵力。到了明清一代，两城已是繁华落尽，一片残垣断壁。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写到：“党城在敦煌县西南百里，垣墉犹存，莫知所作年祀……高居诲《使于阗记》曰：三危山西渡都乡河曰阳关。阳关故址在县城西南百五十里巴颜布喇地，是则都乡即党河矣党河至党城折而北，故曰党城湾。迳城西北流七十里，至戈壁沿子。又北流百六十里，至沙枣墩。两岸丛薄，沙枣成林，旧有城，亦曰沙枣城。”
　 

沙州与敦煌

　　沙州即敦煌。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以广闻博学，翻检群书，详细地记述了敦煌的政区沿革：“沙州之名，始于前凉张骏雍正元年，置沙州所，党河北冲，圮城东面。三年，升所为卫，于故城东筑卫城。县内黉舍棂星门内，土壁嵌《唐索勋纪德碑》。索氏为敦煌望族，晋有索靖，靖子 ，又有索袭；北魏有索敞。勋则张义潮之婿也，嗣为节度使当在咸通十三年张淮深迁伊西等州节度使之后，《唐方镇表》失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