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

　　王旭东　甘肃山丹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地质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研究馆员。现任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副部长级），故宫学研究院院长。曾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多年，在文物保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学术造诣，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壁画及土遗址的保护加固工作，并承担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下达的文物保护重点研究项目。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总书记特别强调：“敦煌研究院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作为一名曾在莫高窟工作了28年的“莫高窟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28年的莫高窟岁月，深切感受到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为了保护人类伟大的文化宝库造就的坚守、奉献、担当和进取的精神品格。尤其是从我们的前辈们那里看到了创业的艰辛、奋斗的快乐，也慢慢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远离大都市来到西北边陲沙漠深处度过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众所周知，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商贸之路、科技之路、文化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随着敦煌郡的建立，阳关、玉门关的设立，敦煌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阳关、玉门关，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铭记着中华民族向西进取从而与外部世界密切交往的雄心，以及向东回望进而和平发展的无限憧憬。公元1世纪前后，来自印度的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诞生了。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连续开凿了1000年。敦煌莫高窟现存有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形象记载了中国中古时期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和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敦煌莫高窟持续千年的营造动力，是源于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希望通过供佛修窟来祈祷和平、祛灾求福、安顿心灵。这也成了文化生生不息、持续创造的重要推动力量。她充分见证了古中华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波斯文明等外域文明交融荟萃，塑造了包容开放的文化品格。敦煌莫高窟是当之无愧的多元文化融汇的宝库和典范。
　　因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价值，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六项标准，敦煌莫高窟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也正是因为莫高窟无比珍贵的巨大价值，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来到这里，并长期扎根于此，逐步形成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莫高精神”也激励着新一代的莫高窟人继续沿着前人的路不断探索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之路。
　　

“坚守大漠”的执着精神

　　关于“莫高精神”之“坚守大漠”，常书鸿、段文杰这两位耳熟能详的敦煌事业的奠基人是20世纪40年代来到莫高窟的杰出代表，但我们也不会忘记霍熙亮、李承仙、孙儒僩、史苇湘、欧阳琳、窦占彪这些把一生献给莫高窟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60年代，一批又一批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年轻学子们来到莫高窟，同样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了莫高窟，他们是李其琼、万庚育、李贞伯、关友惠、李云鹤、刘玉权、祁铎、施萍婷、贺世哲、李复、张学荣、何静珍、李永宁、潘玉闪、孙修身、马竞驰、李振甫以及有“敦煌女儿”之称的樊锦诗等前辈，他们一生的追求都与莫高窟相关，真可谓“择一事终一生”。沿着他们的足迹，“莫高窟人”的队伍越来越大。有70年代来的，80年代来的，90年代来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到莫高窟。有一位年轻学者这样说过：当初选择也是挺简单的，没有想那么多，也许是一种缘分吧，一种相互的选择，我想是以后一定会一直留在这里了。如此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年轻一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大漠的坚定信心。我们经常说，当你能在莫高窟待五年就会选择留下，如果能待够十年，你就不舍得离开。这个说法已在新时代的莫高窟人身上得到了验证。
　　

“甘于奉献”的献身精神

　　说到“莫高精神”之“甘于奉献”，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不仅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也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才华。他们中既有艺术、历史、考古、文学等人文社科方面的，也有建筑、土木、化学、地质工程、环境、生物、信息技术等理工科方面的，他们都始终在比较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下守望着这份人类的珍贵遗产。
　　最具有奉献精神的当属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几代莫高窟人。那个时候，莫高窟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有妻离子散的、有长期两地分居的。因莫高窟远离县城，五六十年代的子弟们没有机会去城里上学，大多没有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真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生。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不少人从沿海和东部发达地区来到莫高窟，远离亲人，远离繁华。依然还有一些两地分居的，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投身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
　　

“勇于担当”的拼搏精神

　　当我们谈到“莫高精神”之“勇于担当”的时候，先辈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了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1943年秋天，常书鸿先生带着第一批敦煌事业的开拓者来到了无人管理、百废待兴的莫高窟，开启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的伟大征程，促成了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担当起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在经费短缺、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毅然创造条件建围墙、清理窟前积沙、维修栈道、支顶即将脱落和倾倒的壁画彩塑，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倍感敬佩的壮举。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主动向中央报告莫高窟保护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引起文化部的高度关注，从北京委派建筑、考古方面的专家亲临莫高窟调查，完成了比较全面详细的莫高窟保护勘察报告，才有了20世纪50年代的莫高窟试验性加固工程和60年代的莫高窟全面保护加固工程。即使在“文革”初期的岁月，莫高窟人在保护文物方面表现了空前的团结，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壁画彩塑等文物。
　　几代莫高窟人的担当精神还体现在不仅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护研究瓜州榆林窟，20世纪50年代赶着牛车前往距敦煌170公里的榆林窟调查临摹，后来派专人看管榆林窟，直到成立专门隶属于敦煌研究院管理的榆林窟文物保护机构。与此同时，常书鸿先生等人还对甘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天梯山石窟展开调查，为国家保护这些文物提供了重要依据。今天敦煌研究院又根据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把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和庆阳北石窟统一纳入敦煌研究院管理，原有的保护机构保持不变。
　　从21世纪开始，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敦煌石窟的同时，全面承担了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和土遗址、甘肃境内长城、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和古格遗址的保护任务。这也充分体现了“莫高窟人”勇于担当的精神风尚。
　　

“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第一代“莫高窟人”大都是艺术家，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可借鉴的工作方法。他们除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外，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的敦煌壁画临摹方法体系。这些临摹品不仅起到了保存珍贵壁画信息的作用，还为敦煌艺术的传播发挥了那个时代不可替代的作用。
　　莫高窟风沙防治的探索也是这一代“莫高窟人”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大家知道，莫高窟坐西向东，背靠延绵50公里的鸣沙山，西风和西北风裹挟着鸣沙山的沙子“搬运”到莫高窟前，给窟顶造成了压力，进入洞窟的沙子还会磨蚀壁画彩塑甚至掩埋洞窟。如何阻挡来自鸣沙山及其窟顶戈壁滩的沙子，这些艺术家们可是想尽了办法，在戈壁上挖阻沙沟，在窟顶靠近崖面的地方砌筑挡沙墙，甚至还在沙山脚下设立高立式沙障。尽管这些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种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激励后来者沿着他们的路不断创新，最终在21世纪构建成功了综合立体的莫高窟防沙治沙体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敦煌研究院的事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以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莫高窟人”抓住机遇，不断开拓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加大国际国内合作力度，先后与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印度等国家的文化机构、高等院校展开合作，包括共同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敦煌艺术展览等等，同时还积极创办《敦煌研究》学术期刊，为敦煌学的成果发表提供了平台。这个时期，有关敦煌学和敦煌石窟保护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频繁召开，拓展了敦煌学的学术交流空间。
　　敦煌石窟保护也进入科学保护的新阶段，以李最雄先生为代表的保护团队不断壮大，壁画制作材料分析、各类壁画病害机理研究、保护材料的研发、砂砾岩石窟裂隙灌浆技术研发、土遗址保护技术的研发成果丰硕。这些技术的成功研发，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水平，相关保护理念和技术还推广到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
　　90年代初由樊锦诗先生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构想，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数字敦煌”项目。基于数字敦煌的成果，建设了国际上第一个利用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艺术的数字展示中心，实现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洞窟”的莫高窟参观新模式，初步实现了保护和利用的平衡发展。同时还实现了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随着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和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莫高窟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进入了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的历史新阶段。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乃至国际上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树立了典范。
　　基于敦煌文化价值的文化创意和新媒体创新发展同样体现了这个时代莫高窟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尽管深处西北大漠，但国际化的视野、开放式的合作，为敦煌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的空间和途径，未来可期！
　　敦煌在召唤，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沿着前辈们的足迹来到了敦煌，加入保护、研究、弘扬莫高窟艺术的行列中。日本朋友来了，美国朋友来了，欧洲朋友来了，中亚朋友来了，香港同胞、台湾同胞来了，共同守望人类的敦煌。现在的敦煌研究院立足敦煌，开拓创新，不断地走出去、请进来，让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加入莫高窟人大家庭。现在已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女画家，来自美国的敦煌学者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员工。
　　我坚信，在“莫高精神”的激励下，敦煌研究院一定能够把敦煌莫高窟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最具活力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和最具影响力的敦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平台。
　　祝福敦煌研究院，祝福莫高窟人！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