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波

　　1991年4月9日上午10时，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馆前的街心花园，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贺龙与运动员站在一起》群雕落成揭幕典礼。原“战斗体工队”的200余位战友，特地从全国各地赶赴山城来参加这次盛会。
　　这座6米高的群雕用40多立方汉源红花岗石凿成，座上镌刻有杨尚昆同志的题字。贺老总右手拿草帽、左手握烟斗与5个运动员在一起。作为曾在贺龙身边呆过的运动员们，仰望雕像，禁不住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们知道这座群雕人像中除贺龙同志是真实人物之外，另外5位运动员应该是众多体育项目的概括。但从运动员们的感情上来说，除贺老总之外，倾注最多的便是与老总稍后并立的男篮运动员——他的背心上有个“5”号。
　　1949年8月28日，贺龙在西北战场上为了牵制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于陕南地区，他指挥18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同年9月中旬，贺龙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他赴北平时吩咐战斗剧社随后也赶到北平去，代表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为到会代表汇报演出。其实，贺龙带到北平去的并不只是一个剧社，剧社里还有一个战斗男子篮球队，既是球员又是演员，白天打球、晚上演戏，把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斗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开展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体质结合起来。实事求是的说，这时的战斗剧社确是比抗日战争时期更为壮大和提高了，而战斗男篮却大不如1940年，在晋西北120师时拥有如刘卓甫、邢亮、王延弼、张之槐等人的战斗力。贺龙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今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任务任重道远。为此，他早就有准备充实体育骨干，把战斗男篮扩大，从剧社中拉出来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算。所以，这次叫战斗剧社到北平去，除了演出，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从赛球中发掘体育人才，把他们集中到部队中来，让他们为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贺龙还不止一次谈到在120师时，很多人不理解他把已经在冀中深县任县长的刘卓甫同志要到战斗队来的事。他说，在当时共产党里能胜任县长的人多的是，而要找一个如刘卓甫这样的国手却难。刘卓甫深感贺师长之爱才，欣然前往120师报到。
　　当时战斗剧社的领导心中有数，在北平的日子里便是晚上演出，白天四处找兄弟单位赛球以发现人才。可是，打了好几场球却无所获。正感到贺龙交代的任务难以完成之时，有人介绍在宣武门外的华北大学三部，集中了1000多名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可能会从中发现体育人才。于是“战斗”找上门去与华大三部进行了一场男子篮球友谊赛。结果是76比83。但战斗队虽败犹喜，他们在比赛中发现“华大”有个小伙子，其单手翻身投篮令人防不胜防，命中率高、速度快、弹跳好，这不正是自己所要物色的对象吗？当晚，“战斗”领队即把已发现人才之事向贺龙汇报。贺龙指示：这事不可操之过急。事隔一日，“战斗”又去华大三部赛球，当确认这个小伙子的球艺确属上乘之后，便派人去联系请其支援调人之事。哪知对方回答，华北大学学生是为华北地区培养的革命干部，没有向外地输送人才的任务，要调出外区，须经政务院同意。
　　贺龙本是一个求才如渴的人，特别是正欲广集人才、憧憬振兴中华体育事业之际，要一个在体育上富有才华的人而不可得时，心中不免闷闷不乐。是时，作为已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贺龙，正有一个会议要参加，贺龙怀着这种心情早早来到会议室等待开会，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埋着头抽闷烟，连周恩来进来他也未发觉。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便轻轻地走过去同贺龙打招呼。贺龙心中有事的样子早被周恩来看在眼里，一定要追问有啥了不得的事会使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高兴。贺龙虽然想到为了一个学生的分配，也犯不着去惊动即将上任的政务院总理，但还是将要人受阻之事讲了。周恩来听罢，爽朗地笑了，大声地说：“这是华北大学办事的人不对，你贺老总要个学生都不给，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就向他要人。”转身向不远处的吴玉章招手并说：“吴老，贺老总向你要个学生，看你这个校长给不给？”吴玉章此时已71岁高龄，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任过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贺龙也是老相识了。听完前因后果，吴老笑道：“发展体育事业是好事嘛。”立即从电话上通知华大主持日常校务的领导说：“西北一野来学校要人，要多少给多少，西北尚未完全解放，我们有责任从干部、人才上支持他们。贺龙点名要的那个小伙子，马上让他去战斗剧社报到。”回过头来对贺龙说：“老总，你马上要解放四川，我把华北大学的人给你，也是为我的家乡输送人才哟！”说得大家笑了。
　　于是，1949年9月26日上午，年方20岁、身高1.75米(当时算高个子)、从天津考入华北大学音乐系的学生，被接到当时住在北平西斜街花园饭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天光荣参军。他就是在剧社军管乐队吹奏小号、在战斗男篮打前锋、穿“5号”背心的孙传乃。
　　战斗剧社于1949年9月27日便离开北平，徒步行军踏上了返回西安的漫漫归途，经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洪洞，走到临汾正是10月1日。当听到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后，剧社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决定以下午5时的一场球赛和晚上的演出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这场球赛不仅要写入“战斗体工队队史”，也应该记入新中国体育史。作为参赛的“5号”来说，这是他献身新中国体育业的起跑线。
　　一路风尘行军，战斗剧社返回西安。1949年底，又随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来到成都。
　　1950年2月4日，贺龙来到重庆西南军区后，指示将一野的战斗剧社与二野的文工团合并为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战斗男子篮球队虽然吸收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已有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但仍属文工团建制之内。
　　1951年4月下旬，战斗男子篮球队已是一个专业队，肩负起对外代表西南军区，对内开展全区广大指战员体育活动的历史使命。孙传乃入选，仍穿5号球衣。
　　1955年5月，“5号”从重庆来到成都北较场，任成都军区体工队男子篮球教练，他仍然是穿着5号球衣并在需要时上场参赛。1959年初夏，贺龙到西南视察，军区特以一场男子篮球赛来欢迎。当他见到孙传乃也在场上时，高兴地对陪同人员说：“看！那个5号，是我从华北大学要来的，是战斗队的小老虎。”因此，还衍生出当年战斗队男篮有“五虎上将”之说，“5号”则为其一。
　　1969年底，军区体工队奉命解散，这位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就与篮球结伴的5号孙传乃转业到军区后勤部下属的7436厂。工厂的篮球爱好者感谢孙传乃仍穿上5号球衣，加盟他们的业余篮球队当教练，而他的本职工作却是该厂仅有300多个学生的子弟小学的体育教员。他的面前再也没有专业的队员、灯光球场和教练的单人宿舍，而是一群被昵称为“泥猴”的小学生、下雨就稀糊糊的土球场、单身汉集体宿舍，地方小学教员的工资也较部队专职教练少了一半……从物质方面“5号”失去了许多，但从精神上来看，孙传乃淡泊名利，对贺老总要富国强民的教诲却牢记在心，他在这个小学，一干又是20年。
　　1973年是孙传乃任教的第2个年头，他训练的第一批学生就获得了“成都市小学生女篮亚军”。之后，这个学校命名为“山鹿”的两支学生球队拿下冠军16次、亚军14次、季军4次，体育道德风尚奖3次。其间，1984年“山鹿”男学生在孙传乃的率领下代表四川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重点省、市小学生篮球赛，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队”。
　　1986年底，国家体委授予这个子弟小学体育老师孙传乃“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的光荣称号。1987年2月，《四川日报》记者专程前往采访孙传乃。在他离休后的1990年“教师节”之后，成都广播电台播出了《人生的价值在奉献中闪光——记原成都军区男篮教练孙传乃在厂办子弟校执教20年》专稿。
　　“5号”孙传乃虽与篮球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单调。他练硬笔书法，写小诗。他还爱好音乐，不但有极高的欣赏水平，还能作词、谱曲和演奏多种乐器，他那一首《夏训之歌》就在队员中传唱至今。他还常与文友们聚首对弈、谈诗论文，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很和睦。
　　群雕的作者余副教授曾说，作品中的“5号”“实际上是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人物。”而作为当年“战斗”的运动员们，却相信这一定就是老孙。的确“战斗5号”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