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义勇军出川抗日

　　陈潜夫出院后，应冯玉祥将军邀约，远走甘肃，主持平民教育。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陈潜夫闻讯，立刻南下参加，到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任宣传股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陈潜夫在武汉因不满蒋介石玩弄政治权术，愤而离开军政界，并誓不为官，决心致力于文教事业。他于1928年辗转至北京，任教于北京师大。后来，他又抵上海，由许德珩介绍到暨南大学任教授。
　　1931年1月，陈潜夫的母亲逝世，他奔丧回川。到成都后，经人介绍，陈潜夫开始在“中山大学”(后改“尚志学院”)任教。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吞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事变发生后，陈潜夫与新婚妻子杨逸邨及“尚志学院”的同学们一起，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号召民众抵制日货。这期间，陈潜夫在讲课时，也常举他在日本受辱的事例，愤激痛述殖民地人民之惨苦悲戚的情景。有一次，他作了长篇时事演讲，分析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地理、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的历史和现状，断言日本占我东北之后，必不满足而止步。他还进而引用大量的外交条约、政府函电、各国报刊，分析阻止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指出依赖“国际联盟”纯属幻想；而国民政府妥协求和，绝不可靠；欲免危亡，当务之急是首先组织一批觉醒的义勇之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敢死，唤醒酣睡之民众，从而迫使政府出兵抗日，以中国之自强取得国际地位。他说：人生一世，终有一死，当死于保国家安全，图民族生存，谋世界和平，申人类正义。一人舍死，万夫莫当，四万万同胞皆能舍身救国，何愁中国不胜？陈潜夫两小时的演讲，对学生影响巨大。杨逸邨在半个多世纪后还回忆说，这一次演讲雄辩激昂，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当夜和同学通宵议论，诵岳飞《满江红》词，下定了要参加敢死队的决心。后来，同学们经过整理，把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印成传单，发到校内外，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陈潜夫当时还与成都市各界民众反目救亡团体合并组成的“四川抗日救国大会”联系，组建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积极进行组建“抗日义勇军敢死队”。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后不久，“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于2月18日正式成立。全体队员一致推选陈潜夫担任队长，并通过了敢死队公约、宣言和誓词，规定了吸收队员的条件。队员中有教员、职员、工人、学生，共27人。队员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批准参加的，其中多数有军政经验，包括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天午后l时，在省农会举行授旗典礼，由陈书农市长授旗授印，陈潜夫队长受旗受印，并领导全队宣读誓词：“予谨以至诚，接受本军一切主张，绝对服从命令，誓死救国，歼灭倭寇，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极刑。此誓。”
　　当地政府官员最初不支持敢死队。为争取抗日的合法地位，陈潜夫选定了成都军政界上层做工作。一天，他去找川军饶辙韬师长交谈。他们本是乐山同乡，叙完乡情后，陈潜夫对饶讲述了国难当头、成立敢死队欲誓死抗日救国的情况后，饶不断点头称是，随即叫勤务兵送几封大洋给敢死队，作活动经费。二十四军刘文辉的老师杨相臣同陈潜夫友好，陈潜夫通过杨逸邨与刘文辉联系，刘文辉便给陈潜夫二十四军军部顾问的头衔，以表支持。得到这些支持后，敢死队出川抗日的活动才逐渐顺利一些。在敢死队正式建队后，四川军政各界上层人士不顾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禁令，公开支持抗日救国，实属难得。
　　当时，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战斗愈演愈烈，日方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增援达三四十万之众，十倍于我军兵力，飞机、兵舰、大炮等武器亦比较精良；而十九路军得不到蒋介石的增援，孤军苦战。敢死队员每天争看战报，心急如火，恨不能飞到前线，杀灭日贼。
　　两组敢死队员18人中有3名女兵：杨逸邨、陈仲柏、石如金。杨逸邨和陈仲柏是射洪人，在“尚志学院”政治经济系同学，杨逸邨参加武装，陈仲柏和石如金任看护。她们都穿灰军服，打黑裹腿，左臂戴黑纱，象征对国土沦丧、同胞惨死的悲伤；黑纱上有“誓死救国”四个白字，象雪亮的利刃；黄布挎包上绣着通红的“勿忘九·一八”五个大字。
　　2月20日，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终于起程出征。成都市各界1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会。陈潜夫队长致答词时激昂地说：“……亡国奴命运悲惨，不自由，毋宁死!”语言慷慨悲壮，激动人心。他又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倭寇不灭，誓不回川！”陈潜夫的行动，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向了高潮。
　　在敢死队出川抗日的长途行军中，陈潜夫对队员十分关心，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使队伍顺利地到达了前线。敢死队过徐州时，听车站上的士兵说“冯总司令在养病”，遂派代表前去探望。冯玉祥将军在病榻前亲笔题词：“为民族争人格的主人们：你们真是有良心，有志气，有血性，有硬骨的先锋啊!敬佩之至!冯玉祥于徐州病院”。
　　敢死队走了一个多月，每到一地，群众都热烈欢迎，但不少地方官府却冷眼相看。队伍于2月26日到达重庆时，官府竟明令不准入城，经陈潜夫教授反复交涉，才予放行，分住在男女学校中。敢死队与民众团体联系上后，各爱国组织纷纷来到驻地，赠送“努力杀敌”缎旗等，深情慰勉。几天后，储材学校集队欢送敢死队上船，并高呼：“敢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敢死队是革命先锋!”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