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友

　

肃州北城门外的肃州税务司衙门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称海关为新关，原有关为旧关或常关，其税称常关税，亦称关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清朝在俄国的压力下准许俄商赴嘉峪关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嘉峪关至此成为通商口岸。在嘉峪关设置监督，归安肃道监督，专司内地往准回贩易之税。嘉峪关常关虽设有监督，但税务司总揽一切，海关监督形同虚设。根据《伊犁条约》之附件《中俄续议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商前往肃州（今酒泉市）、嘉峪关贸易，为无税区。光绪十一年五月，嘉峪关常关开始征税，允许“俄货至嘉峪关，照天津关例，纳三分减一之税，再运内地，纳税亦视天津例。”由于经新疆，通过嘉峪关进入内地路途遥远，外国货物输入甚少，俄国与新疆通商后，俄商在把大量俄罗斯货物运入新疆地区后，基本上就不再出嘉峪关，不再将货物运往内地销售。新疆与内地的贸易联系被弱化，出入嘉峪关的货物大大减少，所以每年所征税收无法与其它榷关相比，包括补平火耗在内，每年征收的税收不足千两，嘉峪关的各项支出每年约9000多两。由于税收不足，入不敷出，嘉峪关的日常办公经费由江汉关借拨。江汉关每年拨银7000两，不足部分由税收垫付。《甘肃外交志》记载：“嘉峪关在清中叶始有监督，以安肃道设洋务委员及文案俄回语翻译等员，其经费由江汉关拨银七千两以为支出，收入则洋货进口正税、子口半税、子口单税等……正子税，进口各货物应纳关税三分减一征收。”外国侵略者为了使中国全面地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品供应市场，在中国创立了子口税制，子口税制是在“协定关税”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破坏中国内地税制。子口税的施行，促使外国商品席卷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同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内地的原料搜括，也就更为广泛与深入。《中俄续议陆路通商章程》规定：各国所运来洋货至内地销售者，无论华、洋商人，其所运之货，应将各货式样及斤两、件数、往何处地方，须逐一报明海关。海关既查其所报之货，征收税款后，发给凭单。该商一路所过关卡（即各子口），须将此单呈明之后，由各子口（即沿途关卡）验明所运之货与税单是否相符，如其单货相符，即在税单上盖用各子口（即一路关卡）印信，方可放行。
　　嘉峪关常关设立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任命比利时人斯普林格尔德(汉名林辅臣)为首任肃州税务司。因为嘉峪关属肃州管辖，所以海关衙门就设在肃州北城门外。1865年8月，林辅臣作为4个比利时天主教神父的随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农夫，经过奋斗，成为肃州的税务司，顶戴花翎，显赫一时，人称“林大人”。他不但掌管海关税务行政，而且兼任司法、公共事务、教育、卫生等事务的代表，可谓权倾一时。林辅臣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在肃州做税务司15年，在税务及商务中广结人缘，同时施医救病，为儿童接种牛痘，因之颇受肃州绅民好感，所以在他离任之时，民众敬献一柄万民伞。
　　内地与新疆地区贸易的增长，俄国加紧向中国西北倾销货物，加速了嘉峪关的发展。但是，在新疆设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的情况下，面对开放的国际形势，嘉峪关的税收职能被近代以来兴起的诸多口岸所取代。同治时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嘉峪关受到较大的破坏，嘉峪关街市原本有“铺户、楼房、茶肆、酒肆、旅店、牙行约千余家，军民数千家。变乱后，庐舍零落，仅存十余椽”。嘉峪关在动乱之前曾经是仕宦商旅出口入关必宿之地，战后虽然“客路畅通，西域行旅络绎不绝，列肆陈货者亦渐来集，但未能如旧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税自主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裁撤常关，废止子口半税制。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开征战时消费税，在兰州设立海关总关。民国34年（1945）1月，战时消费税停征，兰州海关及所属分关、卡，于同年底一并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关业务，由甘肃省税务局代办。主要查补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的漏税以及在国内销售应物品的补税工作，征收税额较少，随不同税种，分别缴入国库。民国时期的嘉峪关颓败不堪，破败的关城失去昔日的威严，成为游人凭眺怀古，合影留念之地。嘉峪关税关作为历史遗迹，矗立在时间的一隅，回望着曾经的繁华而忙碌的岁月。 （连载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