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钊 师向东

　　扶危助困、调解纠纷、兴学醇俗、教化乡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扎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乡贤文化，在乡村乡土的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奋进新时代，一大批乡村的贤者能人，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战场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本届全国两会，住甘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甘肃省委会主委郭天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乡村文化振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大力发展农村新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费孝通先生有言，“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郭天康委员说，千百年来，一代代乡村贤达行为示范，孕育了深厚的乡贤文化，并使之成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贤”被赋予了新的定义。“乡贤”已经成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新时代的道德模范和一批具有正能量的人物”。“新乡贤是在基层民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能够为家乡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各方面有益帮助的社会贤达人士，具有乐于助人、敦睦乡邻、无私奉献等高尚的道德品质。”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郭天康委员说，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乡贤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基。在新时代条件下，大力弘扬乡贤文化，积极发挥乡贤的独特作用，不仅有助于深入挖掘和传承传统乡村文化，弥补乡村振兴中人才空心化的缺点，而且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完善基层治理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郭天康委员说，当前，新乡贤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乡贤文化的培育挖掘还不够，一些地方对乡贤文化培育挖掘大多停留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道德和文化的薪火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另一方面，乡贤文化建设人才匮乏，在许多地方，乡贤资源的搜集整理工作，大多由离退休老同志开展，缺少新生力量加入，导致乡贤文化建设进展迟缓。此外，新乡贤的道德引领作用未能充分释放，各地培育的新乡贤多以企业家和经济能人为主，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文化和道德的引领作用被弱化，乡贤目前还没有主动地参与到助学、助医、助残、助困、助孤、乡村建设等活动中来，有些被称为乡贤的乡村成功人士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么，新时代应如何发展新乡贤文化、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郭天康委员认为，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乡贤文化建设的统筹指导。“把乡贤文化建设纳入地方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乡村治理体系，把新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把农民更紧密组织起来。各级政府要明确责任，为乡贤文化的挖掘、推广提供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探索将乡贤文化建设纳入地方党委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
　　“同时，要唱响乡贤‘回归之歌’，传颂好先贤、挖掘好今贤、培育好新贤。”郭天康委员建议，引导在基层设立乡贤馆或者乡村书院，以联通各界、扎根乡村，培育新时代的新乡贤。“比如在村文化礼堂、办公楼、入口等地张贴乡贤榜，开展乡贤文化专题研究，在中小学课堂开设乡贤文化课，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回归家乡、反哺社会的乡情亲情，邀请优秀乡贤代表
　　走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交流互动等方式，大力弘扬乡贤文化，增进乡贤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