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勇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主张和全国舆论的督促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形成，八路军三八五旅改编为边区留守部队，辖七七○团、警备二团、警备七团，执行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年冬，三八五旅进驻陇东，旅部设在庆阳县城（今庆城县），七七○团驻庆阳驿马关。
　　旧时的陇东有句顺口溜：“上了陇东坡，进了疾病窝。”陇东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低下，因而当地各种传染病、流行病和慢性病，十分猖獗。七七○团刚到驿马关，团卫生队队长秦光远便亲自带队，对周围二十多个村庄的流行疾病作了调查研究。
　　当时的陇东地区医疗、卫生基础甚差，就连庆阳县城这个老百姓称为“府”的大城镇，也没有一家专门为人民群众看病的医院，何况驿马关这样的偏僻地方。老百姓生病了，一般是不去找医生的。他们或者躺在家里，生死由命；或者自己搞点土方子，挖点草药；或者搞迷信活动，求神拜菩萨，请巫师来画符镇邪。尤其是当地老百姓习惯上不讲究清洁卫生，也是导致疾病频发的重要原因。
　　根据秦光远的调查结果，七七○团团长张才千将这一实际情况向旅部做了汇报，旅部当即决定：部队要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尽最大的努力帮助驻地附近老百姓搞好环境卫生，减少疾病的传播。同时对于主动上门看病的危、难病人，必须尽力抢救和治疗。
　　老百姓同部队相处时间久了，彼此有了深厚的感情，相互间也十分信任，常常主动找部队的同志办一些事情。看病求药的事，也就多了起来。旅、团、营、连的驻地，为群众治病的事也是非常普遍的。
　　1941年的一天，庆城西街的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慢腾腾地到旅部找旅长王维舟同志。王维舟热情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要办。老太太指着自己脖子上长得大肉疙瘩，痛苦地说：“我这里长了‘瘿瓜瓜’，越长越大，转脖子都困难。我没有钱，求不到医。听说你是个大善人，特意来求你帮我治这个病……”王维舟见老太太痛苦的样子，立即派人把老太太送到旅部医院，并指示免费治疗。
　　经旅部医院诊断，治疗此病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当时旅部医院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王维舟立即给延安的中央医院发电报，请求援助。不久，中央医院派来了两名医生，其中还有一位是苏联著名的外科医生。经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治好了老太太的病。
　　这位老太太的病好后，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到处宣传，因此前来旅部医院治病的群众越来越多。于是，王维舟就向时任旅卫生部部长秦光远提议：“我们应该创办一所专门为群众治病的医院。”根据王维舟的提议，三八五旅卫生部决定在庆城创办一所利民医院。
　　白手起家办医院，困难是非常大的，没人没钱没地方。首先是房子问题，庆城虽说是个“府”，但街巷狭窄，房屋拥挤。想重新盖几间房子做医院，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能买或租借现成的房子。为此，秦光远带人四处寻找，但因群众居住的房子都不宽裕，好长时间定不下房子，医院也没法开诊。
　　后来，有群众建议，说本地绅士“刘二少爷”家，在庆城十字路口有幢房子，人称“刘公馆”，前些年开着杂货铺，时下房子空闲着。原来，这个“刘二少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庆城较有名气的绅士，家境比较好，又读过书，为人开明，对待陇东人民政权及三八五旅部队的留守工作也是积极拥护和支持。当他得知部队想借他的空房办医院时，就满口答应，并且不要租金，主动把房子清理打扫干净交给部队。为此，“刘二少爷”被城关人民推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并多次出席延安召开的边区政府参政会议。（连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