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彭德怀积极响应，出台具体执行的文件，下发到所属各分局、区；抽调人员组建相关机构，掀起了社会调查的热潮；出版了期刊《调查研究》，尽管因日军大“扫荡”而只出了一期，但是却肩负起时代的使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创办的时代背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延安时期，为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欲推动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农村调查》出版，并于3月17日撰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眼睛向下，对群众满腔热忱，拜群众为师，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再次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的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因为调查研究是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只有把调查研究工作落到实处，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他提议：“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与“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在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观点。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号召全党力戒空疏、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要求采取具体办法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以下办法：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之责。毛泽东同时兼任调查研究局和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推动下，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为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深刻的调查研究活动，掀起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逐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中国实际，并从中认识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促进了党风的转变，促进了党员世界观的改造，在党内逐渐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返回延安，北方局工作由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负责。北方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8月，北方局下达《关于执行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给各地的指示》，要求区党委立即成立专人负责的调查研究室，并联合该地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群众团体及党的机关内各部门，由各机关的性质确定负责哪一种类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定各种调查表格，责成有关机关或个人填写，并限定在适当时期内交回，再由调查研究室汇总。社会调查在此时成为由各级行政机构执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调查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也为检验由调查而制定的政策提供了政治实践机会。并且，“为了纠正当时注重一般的社会调查，而忽视了与党的现实斗争联系不够的倾向，并克服对党在华北五年的奋斗经验未能很好地整理与发扬的不足”，北方局确定了工作计划大纲，将调查的目的确定为总结党在华北五年的抗战工作。这样，调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更加突出。
　　北方局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选拔政治素质过硬、文化水平较高、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研究室。1942年春，调查研究室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调查研究》，并将出版发行的时间定于该年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 （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