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指古代中国经中亚、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由于输出的商品以丝绸作为代表，因而名为“丝绸之路”。若按输入的商品而论，则有“香料之路”“白银之路”“玉帛之路”等称呼。丝绸之路是互通互惠之路，是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文化的通道，也是向世界学习的窗口，它既是一条中西方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传播之路。
　　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丝绸之路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合作的象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代表的丝绸之路精神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国人民构建西域地区一体化新秩序的最早尝试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从此，丝绸之路就把中国与西亚及地中海世界链接起来。张骞出使西域本要联系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但“不能得月氏要领”。然而，西域丰富的物产意外地激发出汉武帝对与西域诸国的交通产生了浓厚兴趣，“甘心欲通大宛诸国”。汉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奇物流通顺畅，互利贸易发达。自此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而西汉王朝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域诸国。通过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翻越葱岭，达到中亚甚至更远。中原文化的向西传播，使帕米尔高原东西广袤的地区与汉文化有初次的直接的接触。从此，西域地区融入华夏文明圈的序幕正式拉开。
　　丝绸之路开通之始，其辐射力远远超出汉武帝的政治预期。太史公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称为“凿空”，意在彰显张骞之行在西汉政府全方位展开对西域联络方面的不朽功绩。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保障了河西走廊局势的稳定。同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汉宣帝时，命郑吉经营西域，镇抚西域诸国，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全区域首次建立起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东汉史家班固评论到：“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东汉时期，班超奉使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意味着西域地区统一的政治体系得以沿袭。
　　二、丝绸之路的运行向人类昭示了中国人民渴望与世界人民交流的真心诚意和友好态度
　　文明传播和发展有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流动和开放。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丝绸之路的开通，昭示了中国先民渴望与世界人民交流的友好态度。文献记载，三皇五帝中的黄帝、西周王朝的穆王等就有走向世界的追求及实际行动。先祖先帝西游，心怀天下，追求大同，渴望与天下共享和平与繁荣。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西汉王廷相当重视，竭力经营，“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请求出使西域，以至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一切，展现了中国人民跨越山川阻隔、探索未知领域的胆识和毅力，显示出中国人民渴望与世界人民开展文化交流、互通有无的信心和决心。
　　三、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
　　孔子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张骞首次出使西域的行程，充满了艰难曲折、生死离别、心酸和眼泪。有学者讲，丝绸之路上也有战争、掳掠，并非如想象中的歌舞升平、莺歌燕舞。自然，这是历史事实，不容质疑。然而，“香料之路”“白银之路”“玉帛之路”“欧亚使道”“皮毛之路”“茶叶之路”等众多名称，无不显示出人类对这条道路开通及保持通畅的渴求。“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这种交流，源于不同文明环境下的古人之间的相互吸引，源于古人对遥远地区文明的好奇与向往。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堪称跨文化融汇与传播的标本。隋唐一统，国势强盛。唐太宗平东突厥势力后，对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使者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丝绸之路再现和平与繁荣。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精神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最好诠释。鉴古知今，彰往察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为历史上世界和平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在维护世界秩序构建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文化共享、互联互通、珍惜和平、坚守“共赢精神”是人类交往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