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爱华

　　从北大毕业之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到1926年，他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为了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傅斯年放弃了对学位的考核，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
　　傅斯年对西方汉学家，只佩服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他都称为“洋骗子”。留学不求名，做事不当官，正是读书人本色。
　　1926年冬，傅斯年学成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愿意与人合作。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他很是不屑，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没有梦想，特别没出息。
　　1928年夏，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作序。他写下这样的话：“读书只是一种路径，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所在。”
　　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所有职务。在教学方面，傅斯年有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主张学校也是要“训练”的。但这种训练不是要把学生变成“艺徒”，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既有牢固的知识、又有诚实的态度、还有动手的能力、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
　　1950年，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试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题目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轲的夫子自道，也是傅斯年的做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