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学富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于1948年5月1日在一版头条首刊“五一口号”，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右上为毛泽东主席侧身头像。“五一口号”的发布，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相继取得一系列重要军事胜利成果。为迎接全国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陕北关堡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4月11日，毛泽东抵达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而此时的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一个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严肃政治课题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到了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面前。
　　按照惯例，每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有关纪念“五一”的专门决定，或发表宣言、口号，或举行集会、游行，或刊发文章、社论。新华社的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7年1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红中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新华社留下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转移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涉县东西戌村坚持工作，社长为廖承志。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母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廖承志愤而脱离国民党，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生还。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5月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工作。9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廖承志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请示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这封简短电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二

　　1948年五一节前夕，中央宣传部门拟定的“五一口号”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其逐字逐句进行审核，修改的地方多达27处，重要之处有四处：一是将新华社电头由“总社”改为“陕北”。这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迷惑敌人，使其以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机关还在陕北转战，以保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地的秘密。二是将初稿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修改为“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样进一步强调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要同舟共济，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三是将初稿第五条原文“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删除，重新起草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条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短短51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权。体现了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表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四是将初稿的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划掉，将二十五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改为二十三条。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谦虚谨慎；体现了共产党人不为一党之私，而是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字字千钧，皆有深意。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冀察军区司令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这是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即通过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即移住西柏坡。
　　

三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为《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刊，后来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抗战期间，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工作人员利用广泛的消息源，巧妙地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获取消息、长年坚持出版发行，担负着开展抗战政治宣传的重要使命，积极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和战况战果与根据地民主建政的重大成就，指导边区的抗日斗争。该报刊登的《狼牙山五壮士》《平西跳崖五烈士》《爆炸英雄李勇》《回民支队的母亲——马老太太》等新闻报道，极大地激励了军民的抗战热情。当时《晋察冀日报》社驻地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因《解放日报》已于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而停刊，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刊登。因此，《晋察冀日报》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1948年4月30日，邓拓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到城南庄参加紧急会议。邓拓立即赶到城南庄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把装有“五一口号”手稿的信封交到邓拓手中，让他拿去立即打印。邓拓回到报社打出清样后，又在深夜时分送到毛泽东处审阅。据时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会编委、编辑部副部长陈春森回忆：“快到中午的时候，晋察冀日报社接到上级任务，中央要求‘五一口号’一定要保证在5月1日当天见报。那天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邓拓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事不宜迟，邓拓和我马上进行编排，迅速送印刷厂排出小样，我们再对小样反复校对，确保内容准确无误。凌晨，刊登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在印刷厂开机印刷。那天晚上，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排版和印刷工人，大家都没有合眼，整整忙碌了一夜，待报纸印刷完毕已是东方大亮。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5月1日那天迅速将刊登有‘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发放出去。”
　　新华广播电台也于当日全文播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等解放区报纸也纷纷全文刊发。随着电波和报纸，“五一口号”迅速传播到海内外，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地讨论。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2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他们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口号”“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各界各阶层热烈响应，纷纷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围绕召开新政协问题贡献意见，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新政协运动。此后，许多代表人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到达解放区，1949年9月参加新政协，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