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婕

　　李婕　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文学院。曾就职于中共甘肃省委《党的建设》杂志社，公开发表党刊文章30余篇，数次荣获全国党刊优秀稿件（文字类）二等奖、全国党刊优秀稿件（美术类）二等奖，作品《匠心躬耕在沙漠》先后在学习强国APP、《光明日报》《读者》等媒体转载刊登。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改革文学”作家代表蒋子龙在大会上受到表彰，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5个月后，在春光熠熠的兰州，蒋子龙先生受邀在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大讲堂做了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让我们顺着改革的脉落，沿着文学的流动，一起走入作家蒋子龙的内心世界。
　　

“甘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甘肃文艺》上发表的，甘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说起甘肃，向来不苟言笑的蒋子龙，话匣子便哗地一下打开了。
　　1960年，经过严格考试，19岁的蒋子龙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海军制图学校，成了一名光荣的海军绘图员，加入中国海图和世界海图的绘制序列。
　　峥嵘激荡的军旅生活，使年轻的蒋子龙养成了强烈的责任意识，祖国的投影早已在他的生命中深刻撰写，高贵的爱国情感在他胸中积蓄燃烧。
　　军装下亦有绕指柔，年轻浪漫的蒋子龙喜欢写故事。怀揣着对西部山川大河的热爱，在甘肃籍战友的建议下，他尝试着将小说《新站长》投给了西部刊物《甘肃文艺》，一个多月后，文章得以正式刊登。这是蒋子龙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与甘肃这片土地深厚缘分的起点。
　　几年后，蒋子龙复员，怀揣着一身测绘专长，他渴望遍览祖国大好河山，他想投身西部建设，去新疆天山勘测大队当测绘员。然而，就在火车途经兰州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由于长达几十小时的长途奔波，过于劳累的蒋子龙躺在候车室的长凳子上睡着了，直到有小偷脱他的鞋才被惊醒，待他坐起来，一只胶鞋已被偷走，另一只脱了一半儿，头下枕的文件包也被小偷全部偷走。
　　他穿着海军军装，赤着一只脚找到派出所，派出所把他送到了兰州军人安置办公室。蒋子龙清晰地记得，办公室有一个叫老胡的负责人接待了他。
　　“老胡很朴实，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包办，我在他那儿吃了午饭，还在小床上睡了一觉，下午他把我送到车站，帮我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到列车长，让给我管三顿饭。要是没有老胡，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都一直很感谢他！”蒋子龙说。
　　每个作家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编辑，尤其是发表他不会忘记的作品的编辑，而以前的刊物是不署编辑姓名的。带着敬意、谢意和好奇，蒋子龙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千里之外的那位“伯乐”。
　　1993年8月10日，蒋子龙参加敦煌笔会途经兰州，终于见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编辑——时任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家达，两人相见恨晚，互诉着推延了近30年的“西部情结”。他也一直在寻找老胡，还专门写了篇题为《寻找老胡》的文章，但一直都没有找到。
　　人生不是止水，总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对于蒋子龙来说，当初如果好好上“锻铸技工学校”，他可以当大工匠、技师甚或厂长；倘若选择留在部队，好好干的话可以当军官，升到团级、师级；如果没有兰州站发生的小插曲，也可能已经在新疆天山下开始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岁月如水，沉淀下来的，有那雄阔奇崛的高原天空、苍凉郁勃的黄河水浪，还有那割舍不掉的甘肃情缘。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

　　一个作家要找到人物，就要先找到他自己。好的人生需要文火慢炖、细水长流，好的作品更是需要作家把自己整个的心灵、把全部人格、把从生活中得来的所有经验都摊开来，投注到现实思考中去，融汇于笔端纸墨间。
　　纵观蒋子龙的文学作品，基本都取材自真实鲜活的产业活动。作为一名书写者，他秉承着对生活执着的热情，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刻画着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争搏、人生变幻。
　　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的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找到了蒋子龙并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要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在1976年复刊。编辑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是文学领域的“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的文学圣地，能让《人民文学》约稿该是多大的一桩喜事！蒋子龙热情满满，干劲十足，满肚子都是想要倾吐的话，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三年后，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子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文革”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涣散，老干部乔光朴主动站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如果我是厂长，我会这么干！”在这篇当时风靡全国的文章里，蒋子龙融入了自己对产业文学的前沿思考，那是他内心最为深刻的剖白。
　　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轰动。兰州一家石化厂厂长拿着刊发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7期，以此为据对工厂进行改革整治；沈阳一位护士给蒋子龙写了7页长信讲“乔厂长”对她父亲的影响，帮助她父亲走出抑郁，重新拥抱新生活；甚至还有报纸文章以《欢迎“乔厂长”来上任》为新闻题目，有地方干部邀请“乔厂长”来当地主持企业生产工作……
　　蒋子龙在笔触间努力使现实更接近真实，沉健自信、厚实雄劲。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相联系，便产生了产业文学的美。
　　他站在当代工业文明的最前沿，勇于直面某些现代人对工业文明的恐惧，反映现代科技潮流中人的历史命运。蒋子龙的文学沉得住气，找回了平静的自信，才会有所作为。正所谓，心收静里寻真乐，眼放长空得大观。
　　之后，蒋子龙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井喷式创作出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等一大批工业题材小说，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改革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变革历程，由此，他也被贴上改革文学缔造者和工业题材代表作家的标签。
　　直至近年，蒋子龙依然执着于对现实生活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发现。《农民帝国》是他从工业题材创作领域转移到农业题材方面的一部重大经典之作。小说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描绘了以郭存先为代表的农民群像，细腻而深刻地揭露了“农民性”和“工业性”之间的冲突，给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一路走来的奋斗者以强烈的情感冲撞和深刻的思考。
　　日月忽其不淹。作为“改革文学”代表作家，蒋子龙始终用他充沛丰盈的灵魂开采着多维的生活资源。在他看来，只有当“改革”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剧烈地激荡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蒋子龙始终奋斗在探求精神尊严的文学创作道路上。
　　

“守心定魂，讲好自己的故事”

　　回首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蒋子龙把自己对文学世界的贡献归结为创造了“三个模式”：一个是大胆、改革、用人的“乔厂长模式”；一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玩世不恭、有想法、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的“刘思佳模式”；另一个就是《农民帝国》里的“郭存先模式”。这些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度引起了文学影视界的竞相借鉴，有些人物类型至今依然生动鲜活。
　　在《乔厂长上任记》发表40多年后的今天，蒋子龙先生与我们分享了这部作品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下过时了。”他坦然剖析，“如果说还有意义的话，它只存在于文学层面上，就是我创造了‘乔厂长’模式——大胆、改革、用人。‘乔厂长’出来以后，当时好多小说主人公的人格都是这个类型的，突然冒出的一个‘乔厂长’形成了社会的公共记忆。”
　　诚然，“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生命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东西，贯穿岁月，一脉相承。故事注定会因时而变，但始终不变的，是讲好故事的能力。
　　在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中，蒋子龙先生说，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就在基层、在普通大众中。文化育人，内化于心，大化于社会，文化的最大力量在于“化”。“文化精变”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有话不好好说，社会碎片化，语言文明急剧退化，在应对“文化精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定住自己的灵魂，刻苦做事，讲好自己的故事。
　　讲好自己的故事，贵在追求真理，尊重伦理。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俭约自守、中正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无数优秀的思想理念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发挥着深刻影响。
　　编筐编篓，贵在收口，讲好故事，或许我们应该做场“反序运动”，从优秀文化中回归生命的本真、提炼人生的精华，看破所谓“妙招”的诱惑，守心定魂，落下平凡的一子。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