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剑虹

　　柴剑虹 1944年生，浙江杭州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和多所高校兼职教授。曾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及文化机构做学术演讲，多次应邀赴外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主编《中国历史宝库》《走近敦煌》《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等丛书。出版有《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我的老师启功先生》《敦煌学人和书丛谈》等著作10余种，部分著作（合著）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在与敦煌研究院的座谈中指出：“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这段话明确了秉承“莫高精神”的主体，是“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近40年来，由于本人治学的专业需求、爱好与敦煌莫高窟的因缘际会，遂有幸结成了与莫高窟五代“掌门人”及众多“莫高窟人”的缘分，故撰写这篇短文略叙我对“敦煌人”的一些感受。
　　70多年前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先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的事迹为世人瞩目、敬仰，国内外介绍文字甚多，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论述，此不赘述。常先生最早是在巴黎塞纳河畔书摊的画册中知道敦煌莫高窟，然后发愿回国来进行这个艺术宝库的保护、研究工作的。
　　近30年来，我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十余次，几乎每次都要去看看塞纳河畔的书摊，浏览之际，脑海里往往会涌现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让这位在西方艺术之都已有成名基础和“资本”的杭州前辈老乡，毅然决然去坚守条件十分艰苦的大漠荒窟？常先生晚年时，我曾多次与他用乡音作短暂的交谈，那时他虽然已经因患病记不清眼前的人与事，却对在莫高窟40年的奋斗经历记忆犹新。记得他在北京寓所对我常说的两句话是：“敦煌的画儿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贝，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有时间我还是要回敦煌去的！”
　　1983年夏天，在兰州的敦煌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和常老同乘一趟火车去敦煌，看着车窗外闪过的黄沙戈壁，他动情地用标准的杭州话跟我说：“我老家在山清水秀的西湖边，鸣沙山、莫高窟也是我的家，只要到家了我就莫佬佬高兴哦！”视大漠为家乡，数国宝如家珍，发愿一心坚守，甘于为之奉献一生，毫不动摇，这正是“莫高精神”的核心啊！
　　段文杰先生是莫高窟的第二位“掌门”人，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谈及他对我的教诲与启益，称之为“敦煌圣徒”。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引进敦煌学专业人才以及培养后继人才的热诚与渴求，这一点，敦煌研究院的中青年同仁们当有许多切身体会。
　　20世纪80年代初，他引进了曾蒙受不公正待遇的李正宇、谭蝉雪、汪泛舟等几位学者。其时，从全国征聘的人员还有郑念祖、梁尉英、杨汉璋等多位学者。
　　1983年夏天，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罗华庆、四川大学历史系宁强大学毕业后主动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段先生抓住典型，予以鼓励，进行宣传，扩大影响。第二年，赵声良、王惠民、杨森等大学毕业生也进所工作。这些举措，不但迅速提升了敦煌研究院学术研究的水平，而且为院里的年轻人竖立了好榜样。
　　1987年春末夏初，我和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几位同事到敦煌，为与敦煌研究院合办“敦煌学专号”组稿，段先生不仅带头为专号撰写了3篇文章，还动员其他研究人员投稿，而且决定增加样刊数量，使这个专号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多的学术普及刊物。
　　我最近找出了他1994年2月6日给我的信，中心内容是诚恳地邀请我到敦煌研究院担任业务领导，“要把敦煌学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当时，他还特意请樊锦诗副院长出差北京时到中华书局来转达他的邀请口信。我知道段先生也曾向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和北大的荣新江两位教授发出了同样的邀请。鉴于各种原因，我们都未能满足他的愿望。
　　之后，为了办好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他将赵声良派到中华书局我负责的《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了半年多时间，为建设优秀的人才梯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清楚地知道，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研究当之无愧的一个中心。
　　樊锦诗研究员是莫高窟的第三位“掌门人”。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出身的江南才女，牢记“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一发自内心的誓言，克服了和夫君、孩子多年多地分居的艰难，坚守莫高窟58年，为敦煌石窟瑰宝的保护及文化艺术的传承、弘扬做出了杰出贡献。记得1982年我第一次参观、考察莫高窟，就是樊院长亲自导引、讲解、启蒙的。当我得知她祖籍也是杭州时，不禁暗暗为敦煌与我家乡的历史文化渊源而兴奋不已。后来，因为她是在沪地上学长大的，有记者发表文章称她为“上海的女儿”，却并未得到学界和她本人的首肯，因为她就是“敦煌的女儿”——她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和大半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事业。
　　在和她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无论外界环境的顺、逆如何变化（包括旅游氛围、领导旨意、舆论褒贬），她心系敦煌文物保护始终不渝。诚如她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所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书中所突显的一颗心、一件事、一辈子，就是热爱祖国文化事业的赤子初心，是保护莫高窟文物的在肩使命。
　　我和莫高窟第四位“掌门人”王旭东院长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位在甘肃本土成长，一直默默无闻从事着石窟保护的博士，让我最为钦佩的就是待人宽厚而学问扎实、办事严谨，讲求真干实效。他上任伊始，就一再强调要立足敦煌放眼世界，要促进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国内、国际交流合作，不满足现状，要有开拓进取之心。凡是年轻学人为提高业务水平想尝试去做的事，他都乐于为他们创造条件，予以扶持。前几年我和他一道参加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会时，每次听他发表意见，都因他的出于公心、坚持公道而得到启益。他上任后，又勇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也特别尊重敦煌研究院已经退休的老专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他担任院长的几年中，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继续脚踏实地向新的台阶迈进。
　　敦煌研究院新的“掌门人”赵声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我的校友、系友。我与他因1984年他本科毕业时我支持他下决心赴敦煌工作而相交至今。这位云南昭通人和敦煌的因缘，36年间扎根敦煌、勤奋学习和工作的成长经历，虽平凡却动人。对此，他已撰有专书、专文细述，无须我再条分缕析。
　　他在日本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几年里，我们曾有多封书信往来。他每封信的中心内容，几乎都是诉说他学成回国后要继续扎根莫高窟、从事敦煌美术研究的决心。事实证明，他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他对艺术史研究的执着，对敦煌文物的珍惜，对研究院繁杂事务的勇于担当，对宣传、普及敦煌文化艺术工作的热诚，应该成为今天年轻学人仿效的榜样。
　　几年前，在为纪念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举行的国际敦煌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敦煌守护众神与丝路之魂》的文章，特别强调：70年来，一批又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莫高窟人”，堪称“敦煌守护众神”，有了他们，才能够将“交流互鉴、交融创新”的丝路之魂演化成有强大生命力的、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营养与物质财富。
　　我想起了研究院退休的施萍婷所长写的一篇题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的文章。她也是我的浙江老乡，这位前志愿军战士，和她夫君贺世哲归国继续深造，之后就一起投身于莫高窟文物的研究事业，倾心奉献，毫不动摇。我也想起了曾或多或少接触过的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孙儒僩、李最雄等研究院多位老专家，他们对敦煌事业的赤诚可感天动地。
　　我还回顾了和张先堂、张元林、娄婕、李萍、王志鹏、陈菊霞、张小刚、陈海涛等一批中青年同仁相互切磋的难忘事例，他们已成为敦煌学研究开拓创新的生力军。
　　我希望借此说明：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70多年来，一批接着一批奋斗在鸣沙山崖、宕泉河畔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众多经受千辛万苦却始终对莫高窟魂牵梦绕、挚爱不渝、“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他们堪称创建我国文物保护重镇、护卫“丝路之魂”的“守护众神”，也是弘扬“莫高精神”、夯筑世界敦煌学研究新高地的奠基者，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