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子扬

　 漆子扬 甘肃武山人。文学博士，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甘肃省政协智库专家、甘肃省政协文化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甘肃文史》编委。主要从事陇右地方文献教学研究工作。出版有《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张澍诗集校释》《甘肃古典文献丛稿》《甘肃府县旧志全编》等专著28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陇右文学编年史”等两项，教育部高校古委会课题“张澍全集整理”等两项。先后获甘肃省社科成果奖近10项。

一度成为兰州大学图书馆的至公堂黄国柱/摄

 

1949年的甘肃贡院旧影，此时，甘肃贡院已成为兰州大学的校园

　　

图中左下角的三层阁楼即为甘肃贡院的明远楼，于1919年搬迁至五泉山 张耘/摄

　　　　近代甘肃文化教育的发展没有一位人物的功绩可以和左文襄公相提并论。左文襄公当年提兵西向，率领湖湘子弟进军西域，平定分裂势力，引得多少文人骚客热血沸腾，诗兴勃发，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莫过于因杨乃武小白菜案贬官甘肃的湘人杨昌濬的一曲七绝了。瞩目大军浩荡、左帅义气豪发，仕途失意的杨昌濬豪情满怀地吟咏：“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名臣，博学善思，尊重文化，尊重读书人。他在甘肃教育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除了积极兴办义学、书院，刊印书籍免费送给学生外，莫过于上奏朝廷让陕甘乡试分闱，在兰州设立贡院（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内），奏请甘肃分设学政的伟大壮举了。
　　甘肃省在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省分出，独立建省，但乡试依旧和陕西合闱，贡院设在西安。由于甘肃地域辽阔，距离西安千里之遥，尤其迪化府（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市）、宁夏府（治所在今银川市）的学子更是苦不堪言，甘肃学子前往1000多千米外的西安应试，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耗费较大，能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二，大多读书人皓首穷经，饱读诗书，但家境贫寒，拿不出盘缠，无缘参加乡试，无法实现人生的梦想，只能终老乡野，抱憾终生。
　　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入驻兰州，看到经过十年战乱的甘肃民生凋敝，财力枯竭，一片衰败的景象，人口下降到300多万，900多万人或死于刀兵（见《甘肃人口史》），或流落他乡，很多地方百里之内不见一村一人。而且由于战祸，陕甘连续十年未曾科考，许多甘肃人才失去了施展个人才华抱负、报效国家的机遇，同时严重影响了清廷在甘肃延揽人才的政治策略的实施，也直接阻碍了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左宗棠为尽快消弭战祸对甘肃的侵害，振兴民众的精神，改变凋敝贫弱的社会面貌，一面大力创建学校，一面上书奏请朝廷，请求陕甘分闱。该年冬，清廷核准左宗棠奏请，同意分闱，同意修建兰州贡院。消息传来，陇原大地一片欢呼，人们精神也为之一振。
　　欢欣过后，修建贡院的经费问题令左宗棠寝食难安，当时甘肃兵气缠绕，地方财政无力兴建贡院。左宗棠决定找吴可读（字柳堂）出面解决。吴可读中进士后任刑部主事，因母丧归兰，担任兰山书院山长，在甘肃有良好的声誉和名望。他受命后凭借个人影响，四处奔波，行走于各州县衙门，托钵于富绅商贾之家，发动甘肃各界募集资金。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除夕所作的《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记述了募捐过程的辛酸，揭示了当时他所面临的巨大的浮议压力。其一曰：“酒醒乡关听漏终，小窗独坐一灯红。亡羊此夜悲歧路，失马当时说塞翁。无限低回千载上，许多感慨卅年中。平生不洒穷途泪，泣向流光诉转蓬。”表述了他对众人非议的忧虑，对募捐“焉知非福”的感叹，以及对遭遇白眼的悲伤。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劝捐白银51万余两，可以说没有吴柳堂、左宗棠，就没有甘肃贡院。
　　左宗棠亲自率领官员勘选地址，于光绪元年（1875年）春在兰州城西北角海家滩（今西关什字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建成贡院。贡院建筑规制与全国其他贡院一样，只是规模较大。其基纵一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堂前为明远楼，楼左右为南北号房。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建筑宏伟，一次可容纳4000多人考试，为国内罕有。
　　左宗棠为贡院大门书写“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并亲书“至公堂”匾额，题写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吴柳堂先生也逸兴思飞，为贡院撰写了一副长达192字的长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关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楩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赴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上联述写甘肃继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之后，建成举院的盛举，展示举院规模的宏伟，希望甘肃学子饮水思源，刻苦攻读，不要辜负左宗棠的一片苦心。下联赞扬甘肃悠久的历史文明、壮丽的河山，希望甘肃学子奋发图强、认真答卷，为家乡争光。光绪元年（1875年）秋，甘肃举院进行第一次乡试，柳堂先生在兰山书院的弟子安维峻考取了第一名。
　　兰州贡院建成，陕甘分闱乡试，结束了甘肃生员千里迢迢赶考的艰困局面，举人的名额也大幅增加。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应试者约3000人，比以前赴陕西乡试的人数增加了近十倍。左宗棠自肃州（酒泉）回兰，亲自入闱临监。据安维峻《甘肃新通志·选举志》统计，该科录取举人67人，第一名为秦安安维峻，第二名为秦州李自正，第三名为皋兰张廷献。兰州考中7人，秦安县考中6人，甘谷县考中4人。为了保证回族学子每两科至少有一名能考中，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一科回汉同考，又一科则以“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学子一名，极大地激发了回族学子的读书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乡试结束后的十月初七，一派喜庆中的左文襄公在兰州度过了他64岁的生日。他谢绝亲友祝寿。吴可读特撰一寿联：“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牺爻。”左公高兴地说我：“不可负此佳联。”（麟笔，即史官之笔。孔子订《春秋》，绝笔于获麟。）吴可读的上联借典故赞美左宗棠的文章具有《春秋》笔力，足以流传千古；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两朝开济”诗句，赞颂左公为咸丰、同治二帝立下汗马功劳。牺爻，指伏羲八卦，可演六十四卦，指代左宗棠六十四岁生日。
　　光绪二年（1876年），录取举人62人，其中知名者有秦州张世英、刘永亨，镇原慕暲（慕寿祺父亲），兰州胡席珍，静宁汪源瀚。此后每科录取42名左右，最多的一科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录取84人，原本在二十六年举行，因八国联军入侵而推延。该科第一名河州（今临夏）祁酉源、第二名平番（今永登）把锡龄、第三名迪化（今乌鲁木齐）唐鹿熙，另有甘谷宋兴周、颉步瀛、王德成，武山陈青选、邓汉功，文县关熙、杨永年，榆中杨巨川，靖远范振绪，陇西祁荫杰、阎士璘等。
　　光绪十一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增修兰州贡院。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终止了科举制度，贡院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也淡出了学子的视野。根据安维峻《甘肃新通志》、张维《甘肃通志稿》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统计，自唐代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终止，甘肃共考中进士775人，其中武进士133人；举人4777人，其中武举人1707人。从光绪元年至三十年，甘肃贡院共举行乡试13次，选取举人651人。自光绪二年至光绪三十年，北京共举行会试13次，甘肃共考中进士126人（不包括武进士），平均每次9人，最多的一次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科11人，最后一次为1904年的甲辰科8人，分别为会宁人苏源泉、陇西人阎士璘、榆中人杨巨川、兰州人王烜、临夏人邓隆、文县人程天锡、会宁人万宝成、陇西人祁荫杰，除了苏源泉、万宝成外，其他6人皆有著作传世，鹤鸣陇原。1928年４月，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在原政法专门学校（校园在甘肃贡院）的基础上建立兰州中山大学，至公堂成为学校的图书馆。贡院的三层楼阁明远楼于1919年由刘尔炘先生搬至五泉山，更名为万渊阁，保存完好。至公堂至今仍矗立在旧址，远远地看着它，仿佛有琅琅的书声悠然在耳旁飘过。
　　甘肃贡院建立，陕甘分闱，分设学政，促进了甘肃各地的书院蓬勃发展，甘肃的文风也逐渐兴盛起来，对改变甘肃落后的经济文化面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