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维军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占有至关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精准研判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做好民族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着力重点，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纲”，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民族观。
　　一、共同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运动中，长期受剥削被压迫的各族大多数底层民众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和新生，他们从内心感激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建立起基于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认同。此后的政治运动中虽然发生过一些“左”的错误，党的部分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各族干部群众受到一定程度伤害。“拨乱反正”后，在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认同基础难以为继，各地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包括从边疆大批撤离汉族干部、重建清真寺和寺庙，客观上唤起曾一度被淡化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前些年出现了影响社会稳定、破坏民族团结的恶性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可以看到，由于长期在民族工作偏重维护少数民族特殊性、传统文化和自治权利，较少强调国家统一和推进各族共同性，客观上削弱了各族干部民众心目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这种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中得以强化和蔓延。进入21世纪，党中央下大力气推进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使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纳入全国发展整体规划，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3000万人，少数民族热赞“伟大祖国好、中国共产党好”，中华民族迎来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新局面。
　  二、统一和自治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新表述与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和其后民族文化工作无视或回避各族同享共性、专注于寻找和凸显各族特性的导向有本质区别，是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科学完整认识。这次会议对我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作出重大调整，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继续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中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民族理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谈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一般强调“自治”而很少提“统一”，强调维护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很少提及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条件下如何加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统一和自治相结合”的提出，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时忽视的“统一”等偏向。
　　三、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民族因素，又包含区域因素。我国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多数是汉族，一些少数民族也不是这些地方的世居民族，中央在建立自治地方充分考虑了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的自治权利。实际上，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而是应当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的地域空间。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要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
　  四、认同中华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并育。“多元”和“一体”是辩证统一、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在讨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时，人们经常援引“文化相对论”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作为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要融汇多方面元素，打造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这极富建设性和针对性。长期以来，文艺界表达民族形象时通常展示56个民族穿戴本族服装和吹奏本族传统乐器，“春晚”通常给有代表性的民族安排一段“民族舞蹈”。这些思路体现的是各民族的差异性，而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政治认同的深层基础必然是文化认同。如果把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的认同基础，这些思路都应该调整。要认识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民族文化形式会出现变化甚至自然消亡，这种情况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要通过有效方式，把那些可能消失的文化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加以保存，但不能不分良莠全盘保护，从而更好地保护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习俗。
　  五、学好少数民族语言，更好地学好汉语。在现代国家，国民普遍掌握本国通用语言是实施行政管理、发展教育、形成统一经济体系、在“多元一体”框架内发展文化事业的必要前提。我国民族中小学和大学某些专业保持用民族语言授课，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绝大多数大学课堂教学只能通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讲授，少数民族学生如果不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接受教育，就无法掌握许多专业领域的前沿知识并获得发展空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但在“两院”院士中仅占1.83% ，存在一定差距与通用语言学习不够不无关系。一些民族院校在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过于突出民族因素，致使有些学生滋长狭隘民族意识。一些部门、高校、科研机构长期以来在对少数民族相关问题研究中过于强调民族差异性，而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和舆论环境中，一些年轻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历史和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出现偏差。在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中，“中华民族只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教材以经典作家特别是特定时期的苏联民族理论为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围绕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民族”定义引导各族学生认识民族问题。我们要从少数民族现代化这个长远目标来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和国家统编教材。
　  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在他们生活的特定年代、面对特定社会经济形势和革命任务提出的，阅读这些相关论述时，一定要放到他们当年写作的特定历史场景中来理解。中国有几千年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对“民族”概念有自己的理解。中华文化在思考内部人际关系和与周边群体关系时，秉持的是“和而不同”“有教无类”和“中华大一统”思路，这与一神教排斥异教徒的“双重标准”“零和博弈”完全不同。中国没有产生西方“民族主义”的文化土壤。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所有工作都要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为此，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工作者必须在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提出符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民族理论体系，从而切实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14亿国民真正融合为一个“多元一体”、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作者系省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