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铁钧

　　1930年，工农红军浴血鏖战，赢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鄂豫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不断拓展、壮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中央苏区一片欣欣向荣。
　　1930年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筹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苏域会）等问题，在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提议下，成立了由中共中央、总工会、军委、农委、共青团及革命团体组成的“苏域会”筹委会，为召开“中华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展开准备工作。
　　同年2月7日，“筹委会”决定：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秘密召开“苏域会”，要求各苏区选出2至5名代表，红军每个军选派1名代表，游击区、革命团体、工农群众代表由各地酌选，做好出席会议的充分准备。
　　“中央特科”在会场内外布置了三道防线
　　1930年5月，“苏域会”秘密召开在即，当时，浦江两岸白色恐怖肆虐，保护代表和会议安全，就成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特科）最为重要的任务。“特科”1927年11月成立，主要承担中央机关和党的重大活动安全保卫；收集、传递情报；惩治罪大恶极的敌特、叛徒和隐蔽战线上的各种秘密任务。时任“特科”总务科长的洪扬生、情报科长陈赓、保卫科长顾顺章等人反复磋商，认为众多与会人员长时间聚集，极易引起敌特注意，必须建立一个经营性场所掩护。几经权衡利弊，决定建一所医院，让会议代表、保卫、工作人员等全部乔装成医生、护士、患者进进出出就不会引人怀疑。
　　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医院”筹建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此时，陈赓收到一个惊人的情报：敌特机关已探得“中共将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的消息，虽尚不知会期、会址、人员等细情，但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已悬赏50万大洋收买线索，并命令密探、特务倾巢出动、严搜细查。
　　情况紧急，“特科”立即向上级请示，是否推迟会期？而此时，中共中央已将召开“苏域会”的决定向共产国际正式报告，并得到批准，各地代表也都出发赶来上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共中央指示：会议如期举行，但要动用一切手段、条件做好保密、保卫和防范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5月中旬，上海派克路（今黄河路）、白克路（今凤阳路）交汇处的卡尔登影戏院附近，一家四层小楼的私立医院开业，它的出现虽悄无声息，但周边的酒吧、舞场、咖啡厅、麻将馆等，却每天灯红酒绿、人声喧沸。
　　私立医院是“特科”为“苏域会”准备的会址，敌人绝难想到，共产党居然在繁华的闹市召开秘密会议。为确保安全，“特科”在医院内外布置了三道防线，一是医生、护士、职员、杂工等全是“特科”队员，他们衣襟内都掖着机头大张的驳壳枪。住院“患者”和“陪护亲属”则全是会议代表，如真有病人上门，“医生”会讲出各种理由，把他们转介到附近的一家“真”医院就诊；二是一楼的后窗全部打开，跳出去就可进入另一幢楼房，既可临时避险、又可迅速撤离；三是在医院周围和附近街道上，部署了60多名暗哨，乔装成商贩、鞋匠、车夫、行人等，一旦情况紧急，他们即会出手，殊死搏杀。
　　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许，“苏域会”在“医院”四楼召开，参加的代表共50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伯特斯也出席了会议。大会推举周恩来、项英、李立三和未到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立三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政治报告，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10大政纲。而后3天的会期里，王宏、项英、王太沧分别作《苏维埃组织法》《劳动保护法》《红军问题》报告，代表们讨论、修定、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暂行土地法》等重要议案。
　　大会还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准会）；二是193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上海召开“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此时，敌特机关又得知了中共的开会地点大概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带，便对这一区域展开地毯式搜查。这时，警备司令部密探宋再生提议：要“有门必入、有人必问”宁愿错抓也绝不疏漏，提议大得熊式辉赞赏，他命宋再生带队，发现可疑人立即逮捕。
　　宋再生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密探，实际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特科”人员，为拖延时间，他才机智地提议“细搜”。5月22日，警备司令部传来命令：有工人在租界罢工示威，马上去现场驱赶，平息闹事。原来，这是“特科”的刻意安排，调虎离山，为会议赢得时间。5月23日午后，敌人搜到“医院”时，“苏域会”已结束，人尽散去，楼房里空空荡荡，看不出一点曾开过会的痕迹。
　　受“左”倾错误影响国民党“围剿”干扰会期数次延迟
　　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一苏大’代表选举条例》和《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审议、修定了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以及经济、军事问题等决议草案。
　　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危害，全国十几个中共省委机关相继被破坏，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许多地方党组织需要恢复或重建。为此，“中准会”决定将原计划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一苏大”，推迟到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在江西苏区召开，“中准会”也同时转移到苏区继续开展筹备工作。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湘、鄂、赣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迫于严峻形势，“中准会”10月18日在上海召集12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决定将“一苏大”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二·七大罢工纪念日）。
　　1931年1月，项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来江西组建苏区中央局，向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准会”在江西苏区召开“一苏大”的决定。但此时，“中准会”秘书长林育南携带大量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来江西，不料他途中遇险，被迫返沪不久被捕，壮烈牺牲，“一苏大”也因此再次延期。
　　同年5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中央局发布《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决定1931年8月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召开“一苏大”。不料同年7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将“一苏大”会期再次改为11月7日。
　　1931年初秋，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来到瑞金县，听取了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情况汇报并实地考察，认为瑞金地处红色根据地中心区域，周边有武夷山、紫华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民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群众基础扎实。经商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设在此地，并向中共中央建议：召开“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地址也选在瑞金。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苏区通过电报联络，批准了毛泽东等人的建议，确定了“一苏大”的会议日程、人选名单等，并派人将各种议案、法规、通告等会议文件送抵苏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正式诞生
　　1931年11月7日早晨，初冬的瑞金笼罩在阵阵寒意中，来自湘、赣、鄂、琼崖等地苏区和红军、全总以及革命团体的610名代表，满面春风地从各个方向朝“一苏大”会场：叶坪村谢家祠堂汇聚。
　　上午8时许，“一苏大”隆重召开，项英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而后，全体代表来到村东的草坪，观摩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中共中央向红一军等10个军团授予奖旗，为彭德怀、方志敏、王稼祥等8位红军将领颁发勋章。
　　后来的会期里，代表们相继讨论审定、表决通过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议案，同时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等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为劳苦大众构筑起一座坚实的靠山，把工农革命斗争步步推向高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