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

　　叶舒宪　北京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等。1993年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上海文论》等刊物开辟专栏，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形成新流派。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等专著、译著24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关山冬夏观马

　　7月24日，星期二，考察团一早7点半从下榻处赶到陇州宾馆用早餐，因为这里的羊肉泡馍别具特色，远近闻名。餐后驱车到汽车站，送别张天恩、朱鸿、李永平三位“老陕”回西安。剩下的12人继续翻越关山的旅程，着重考察关陇古道必经的关山牧场，当晚赶到甘肃张家川县歇息。如今陕西陇县开发旅游，主打两个地方特色品牌——关山草原和秋菊庄园。前者的文化资源雄厚，源于2500年前秦人的牧马草场，后者则以当代电影——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为符号原型。
　　2016年2月1日，第九次玉帛之路（关陇道）考察曾经来过关山，那时看到的是极寒天气下冰雪覆盖的银白色关山，与当下满眼苍翠的关山完全是两个世界，反差之强烈，非亲历其境者莫能体会。中午时分抵达关山南麓的驿站，张家川县恭门镇文化站原站长王成科等已经在长宁驿等候多时。一块大饼外加两块西瓜作为午餐，随后开始从南面攀登关山主峰老爷岭的徒步行程。
　　下午4时，登上老爷庙上方的老爷岭，极目四望，风光无限。南面群山之后，远远的山脉是秦岭；东面不远处有更高的山峰耸立，是小关山张棉驿的方向。北面望去，光线从阴云中穿过，一片亮色，山后就是张家川县——秦人与西戎展开持久的拉锯战之地，以新出土的马家塬西戎大墓精美金银器而知名当下。西面下方是小小的老爷庙，供奉关老爷作为山神。一排高压线铁架，经过山顶自南向北穿越而过。
　　这一天留在脑海的最深印象是关山草原的马匹。不论冬夏，居然一样徜徉在山间草地，其悠闲之状，很难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征战和硝烟。下山时遇到当地牧马人，询问到如今马匹的市场价格，和大个的牛一样，大约万元一匹。养马的用途只在经济收入。遥想2000多年前的关山牧场，马匹一定比现在多得多。
　　两个月前，笔者应《人文杂志》之邀，撰写论文《玉、马、佛、丝——丝路中国段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基本观点是：从历史程序看，丝路中国段之所以成为“路”，是先有西玉和田玉东输中原国家的长期需求及实践活动，其运输活动最初的主体是活跃在新疆至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由于运送玉石的需要，拉动西域良马的向东输送，“玉路”同时成为“马路”，玉帛交换和绢马贸易持续时间均长达数千年，并且越走越宽广，奠定西佛东输的“佛路”。这是如今可以辨识到的丝路中国段所发生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从其上下纵横4000年、东西互动数千公里的现实情况看，世界上能够与之相比的道路唯有中亚阿富汗至西亚和地中海的青金石之路。据考证，丝绸对于打开西域与中原国家的交通，并不是决定性的物质，它和布匹一样，是中原国家与西来的物质进行交换的等价物或筹码。
　　自2014年以来的十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踏查西部七省区近百个县市，闯沙漠戈壁，穿越高山大河，总行程2万多公里，为的是摸清由华夏民族特有的玉石崇拜与玉石神话观念所驱动的西玉东输的数千年运动，以及由此持久的物质传播运动所催生的玉石之路，如何造成玉帛交换（华夏民族早在先秦时代就习惯“玉帛”并称，二者经常作为贵重物品交换的标的）、马帛交换（唐宋以下称为“绢马”贸易）的物质交会过程，使得丝路中国段的商品交换现象基本上以西域的玉石和马匹为原动力，以内地产的丝绸为交换筹码，以河西走廊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为运输中介，持久地展开互动，并波及金属、香料、玛瑙、琥珀、玻璃、苜蓿、葡萄等多种西来的物质运动。而产生于南亚的印度佛教则作为后来继起的文化传播对象，沿着玉石之路的原有路径，由非华夏的少数民族（如古代于阗、龟兹等地的居民）及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拓跋氏）所拉动。佛教的信仰因素，给原有的中国文化带来巨大的新神话性想象成分（如三千大千世界、天堂和地狱等），并与本土的玉石信仰和天马（龙马）神话相互融合，沿着玉石东来与丝绸西去之路径，造就出华夏文明有关“西天”与“西游”的想象世界。
　　如今，特定的神话观念对华夏文明形成的特殊作用问题，已经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两天前在天水麦积区文化馆举办的座谈会上，我再次重申中华文明起源的神话观念驱动问题，引起天水师范学院的苏海洋教授的认真回应。外国人在19世纪命名的“丝路”，如果回归到华夏本土视角去看，原来也是华夏特有的玉石神话观念驱动的结果。换言之，玉帛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离开对玉与帛、马与帛的交换现象的本土理解，丝路的由来问题无法得到阐明。这也就是神话学研究范式从文明起源研究转向丝路起源研究的内在学理逻辑吧。
　　有关从西玉东输到西马东输的多米诺效应，最好的参考读物还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从中可以看到中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将西域良马神话化的生动证据——《天马歌》。要不是西汉统治者全面继承发扬秦人的军马制度，培育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骑兵军团，哪里会有卫青、霍去病的西逐匈奴大业？没有全面掌控玉路和马路的河西四郡及玉门关，又何来今日中国的巨大版图？
　　由下山途中的攀谈得知，我和王成科都属马，他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资深会员。“两匹老马”在关山马场奇妙相遇，借用王兄的吉言来说，真是“三生有幸”。
　 

鸳鸯玉矿探访

　　7月26日本是第十次玉帛之路考察团返程的日子。多数人要回兰州或从兰州乘飞机回家。但我没有预定返程票，原因是归期和返程路线都未定。之所以如此，是根据以往多次的考察经验，担心有重要的考察对象没有来得及调研，留下遗憾，需要在考察结束时选择继续追踪或深度探查的方向。24日再度翻越关山，站在老爷岭的巅峰之上向陇山西南眺望的瞬间，我才决定在秦安总结会后，让倍感疲惫和归家心切的团员们先返家，自己单独增加一两天做延伸考察。选定的目的地是武山，那里有两个目标让人魂牵梦绕：一个是紧扣考察主题的鸳鸯玉矿，另一个是“不看不知道”的重要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
　　在年初（2月2日）的冰天雪地中举办的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于天水结束时，我就叮嘱返回兰州的团员们路经武山时到鸳鸯玉矿调研采样，但是临近春节，无心恋战，采样的计划未能兑现。第十次考察专门计划在武山有一站停留，结果因为夜间大雨，踏查玉矿之山的目标还是未能如愿。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留遗憾。25日，从张家川县经张棉驿（张棉村）和川下乡、龙山镇抵达大地湾遗址和秦安县城的路上，一直盘算着怎样返回武山去看玉矿和采样。临时打算搭乘县际间的班车，独自从秦安去武山，并在下午的考察团总结会上说明，只有采样鸳鸯玉的代表性标本，才能和出土文物进行实际比对，去初步验证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出土玉器中，哪些可能是用渭河玉石制作的，从而对玉石之路渭河道先于黄河道的新假说提供实物证明的线索。
　　科学研究就像侦探破案一样，不能光靠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必须有采样取证的自觉意识和执行力。秦安县委宣传部的徐部长热情洋溢地介绍本地情况，还关注考察的每一天进展。听说我要再去武山，就马上安排次日的车辆送行。于是，27日上午，考察团在酒店后院里握手话别，兵分两路，大队人马取道通渭和定西，再访众甫博物馆之后，返回兰州；我和李迎新、寇倏茜二位搭乘秦安电视台小李司机的专车，直奔武山。
　　不料车行至连霍高速甘谷路段的隧道时，又遇到大堵车。好在处处留心皆学问，一路攀谈，得知小李是回族，祖籍山西，清代时祖上迁居西安和宝鸡，再翻越关山（陇山）定居秦安。太爷爷习武出身，是清朝时的武举人，远近闻名。如今家传之宝：清代名人手抄经文一部，清代玉雕子冈牌一件，清代牌匾一块。小李说得兴起，从手机照片中调出一张：原来是大清朝御赐的“武魁”牌匾。近日有西安来的古董商贩看过，出价3万元要买牌匾，出价1万元要买玉牌子，都没有出让。我又问有没有家谱，他说有，被三叔拿去了。如果找到家谱，一个大家族的近代西北移民史写作题材就好展开。
　　午后抵达武山，会合从陇西教育局赶来的热心粉丝薛先生，南石岭下彩陶博物馆王琦荣馆长和鸳鸯玉厂退休老工人作向导，驱车到渭河两岸的峡谷中寻访史前遗址和鸳鸯玉矿。下午5点多，来到距离渭河几公里的马河谷地一处玉矿，听说已经被封矿。只见路边零散地堆放着大块玉料，采来后还没有运走。山谷左侧的黄土层下露出墨绿色的玉石。似乎整座山峰都是玉质的，崩落下来的玉石经过河水冲击滚入渭河，在武山到甘谷的渭河河床中，沉积为鸳鸯玉的籽料或山流水料，其玉质的颜色和密度都要优于山料。面对玉山，来访的六个人一阵激动，争先恐后地采集鸳鸯玉标本：玉料颜色或偏黑墨之色，或偏深绿色，各有千秋。夕阳西下时分，大家在玉矿山留影后，驱车下山。
　　我已经赶不上去西安的火车，便以君子随遇而安的心态留宿武山县城。皎月当空，这里的夜晚分外凉爽。听着渭水东流的水声，抚摸着鸳鸯玉籽料光滑润泽的表面，心想着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至此总算功德圆满。玉出渭河源的古老传说，原来和周穆王西游昆仑传说一样，都不是纯文学的虚构！一部华夏文明的神话历史就此展开。西玉东输的历史或可上推2000年——从齐家文化时期的距今4000年，上推到仰韶文化时期的距今6000年。假如在有生之年能建起一座“中国玉石之路博物馆”，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这一条早于丝绸西去的华夏命脉之路，那么，渭河道的鸳鸯玉东输，应该是陈列的第一景观吧。（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