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敢死队开赴前线

　　1932年3月底，敢死队到达南京，向党政军机关报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却下令：“顷有自称‘义勇军敢死队’代表，向本部肆意要求。查此种团体，本部迭经取缔在案。仰即派得力士兵多名，勒令明日午前十二点钟出境，驱逐离都，违则拘押……”陈潜夫连夜四出联络，次日率领全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留南京办事处，向张道藩主任据理力争，张道藩同意介绍敢死队到十九路军参战。军政部又称：为执行行政院取缔义勇军命令，不接受“敢死队”名义，只允许个别介绍工作。陈潜夫说：“我们之来，代表四川省抗日民众，就是为着‘义勇军敢死队’这个名义而来的，名义取消了，我们到底为着什么来的？岂不是为着军政部给我们介绍工作而来吗？如果军政部要我们取消名义，最好明白解散取缔我们，宣布我们爱国犯了罪，押送回川去!”几经周折，军政部才表示：原谅敢死队远在成都，出发时不知道行政院取缔义勇军的命令，可以例外派往十九路军。
　　敢死队到达前线时，十九路军已退守第二道防线，待命听候政府和日方谈判。陈潜夫接洽回队后，兴奋地告诉大家：“军部把我们派到一五六旅，听其节制指挥。旅长系以孤军死守吴淞的翁照垣将军，有谋略，胆识过人，曾留学日本学军事，又赴法学过航空，并到英、德、意诸国考察过航空，是精通飞行的飞将军。”敢死队整队谒见翁旅长时，他说：“救国全靠有觉悟的国民。不过以你们这般知识比较健全，而缺乏军事训练的青年去牺牲，也是国家顶大的损失。诸位且宜忍耐，我总有可以令各位圆满达到各人所抱满腔热望的机会。现在，先加强训练自己，增加军事知识，造成抗日的劲旅……”陈潜夫被分在旅部，任政治指导和参谋。他曾提出许多改进部队的意见，受到多数官兵的拥戴和信任。
　　义勇军敢死队在前线过了两个月，由于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十九路军的抗战成果。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远调福建，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全被遣散。敢死队队员遂于6月去苏州，参加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哭祭英灵。
　　陈潜夫和杨逸邨不愿偷生回川，便暂留上海，待机抗日。不久，陈潜夫在上海渔业管理委员会找到文书工作谋生。陈仲柏、石如金随军去福建，其余男队员，由政治指导员兼文书徐获权带领回川。“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进军抗日的盛举虽然暂告结束，但在四川人民和全国人民心目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川人民这次最早的武装出川抗日活动，当时的《川报》《国民公报》等都作过较详细的报道。

创办“西南文化供应社”

　　1933年，陈潜夫教授应实业部聘请，到南京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文书主任。由于他在日本农业大学学习过专业，与所内专家相处又很好，不少专家日后都成了他筹办“西南文化供应社”的发起人。这期间，他同国民党内改组派的人物比较接近。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口号。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军民抗日怒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抗战。15日，南京组成了“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电慰二十九军，并致电全国“一致抗敌”。19日，南京文化界筹组抗敌后援会，公推田汉等29人为大会筹备委员，电请“迅派大军抗敌”。22日，《中央日报》报道：“该会现拟扩大组织，凡属首都各后援团体，将予合并，办理宣传、运输、救护、劝募等各项业务。”这期间，陈潜夫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工作。
　　八九月间，日机轰炸南京。当时，陈潜夫的父亲正来探亲，很感惊恐。南京全市调兵防空，气氛紧张。陈潜夫要杨逸邨带着子女送老父回川，自己一人留下，坚持抗日。杨逸邨不肯，她说：“我们五年前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出川抗日，成都和全川父老欢送，现在我绝不逃难生还。我和你一起与日本鬼子拚了，死也光荣。”陈潜夫说：“你刚生孩子，不能杀敌，父亲快满七十岁了，三个孩子小的不到半岁，他们不能都枉死。你替我尽孝和抚育子女成人，我也替你尽忠抗日。”并且说自己参加了“抗敌后援会”，要去搞日本的情报，计划剃头化装，混进日本兵营，探听日军军情。杨逸邨坚决阻止，说：“这太冒险！日本人一发现，就完了！”陈潜夫说：“我日语讲得好，不会暴露的。”杨逸邨不同意，但是陈潜夫坚决要为抗日牺牲，最后，才答应不去冒险，只收集日方广播、报刊、文件资料，整理成可供我方使用的情报。当天夜间，陈潜夫又把杨逸邨灌醉，第二天一早就送她们上了船，直看到轮船启航才离去。杨逸邨酒醒后，已无可奈何，只得带老小回川，到故乡射洪去了。
　　12月13日，南京失守，政府机关、企业、社会团体撤退疏散。1938年3月，陈潜夫辗转回到四川。
　　1943年初冬，冯玉祥长途宣传抗日，募捐救国，到了乐山。陈潜夫和地方政府、团体的代表一道迎接。会见后，冯玉祥同陈潜夫交谈，提起抗日义勇军敢死队路过徐州的往事，大家都非常感慨。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潜夫不愿久憋在老家，想出外搞教育工作。这时间，他常同郭沫若商讨发展故乡文化事业的问题。他曾对杨逸邨说：“沫若兄对家乡有感情，主张我在四川乐山先干，再扩大到滇黔康藏各省。搞识字扫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将来办个‘西南学院’。原拟取名‘西南教育改进社’，沫若主张用‘西南文化供应社’之名，可办学校、书店、出版、印刷，办报纸、刊物，普及文化，可赚钱自给。万一政府不给钱，也能自己干。”后来，杨逸邨就看见过陈潜夫的一个本子上，有郭沫若写的一些建议。
　　1948年，陈潜夫联络了文教、军政、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后来在祖国大陆和台湾都很有名望的人士，创办了“西南文化供应社”。例如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工作的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郭沫若、许德珩、章伯钧、胡子昂、刘清扬、吴信达、陈铭德、陈鹤琴、黄墨涵；国民党方面的有台湾总统顾问、资政邹鲁、谷正纲、朱霁青、杭立武、钱公来，监察院长于右任、梁上栋，考试院长莫德惠、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解放后任我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委、全国人大代表)、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副委员长冯玉祥、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以及王瓒绪、平刚、刘文辉和教育、内政、实业、农林、社会等部的正副部长，国民党中委潘公展等。其余大多为各中学校长、教师等，发起人共205人赞助人16人。
　　章伯钧多次同陈潜夫通消息，讨论有关问题。杨逸邨的弟弟杨显睿一直积极参加筹备工作。陈潜夫奔走呼吁，宣传筹款，要求国民党政府拨给文教经费。结果,不但分文不给，反而进行各种刁难。陈潜夫除痛骂贪官污吏外，只好变卖自家粮食，苦凑经费。这个筹备中的“西南文化供应社”，以振兴西南文化为宗旨，在乐山先后办了几件事：办了一期会计补习班。招收社会青年，使他们经过培训，能就业谋生。地点在今乐山工商联内，讲授会计基础知识、簿记学。
　　举办了两次讲座。第一次是讲“原子能之发展过程”，地点在乐山公园原中山堂内、主讲人是乐山原中央技专的教务主任、化学教授杨秀夫，听讲的约五百人；第二次是讲“我国的蚕丝与丝绸工业”，由中央技专蚕丝科主任张文明教授主讲。两次讲座的听众都是原技艺专科学校、中学、师范学校的学生和中小学教师等。
　　这两件事得到了乐山各大、中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其余的计划就落空了。陈潜夫虽然忙碌一年多，直到解放，这个“西南文化供应社”都是“筹备处”的空招牌。
　　1949年12月，乐山解放。陈潜夫同人民一道在兴奋中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连载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