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银忠

　　范银忠 甘肃高台人。“中国红色旅游网”专栏作者，政协高台县委员会文史员。致力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史研究和家乡历史文化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代表作有《铮铮铁骨西路军魂》《徐向前历尽艰险回延安》《红色管家郑义斋》《蒙冤天山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烈土》等。在《民主协商报》《中国老区建设》《世纪风采》等国家级、省级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多篇。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19岁参加红军，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1936年底随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在永昌不幸被俘，历尽磨难和艰辛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脱险，后被送到党中央设在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并留在办事处工作，1937年和谢觉哉同志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结婚。王定国是迄今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也是2006《感动中国》人物中的唯一女红军。
　　王定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副主任等职。1964年谢觉哉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调任谢觉哉秘书。离休后的王定国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84年参与创建了中国文物学会，任副会长；1987年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0年任中国干部教育协会常务副主席；之后任司法部顾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王定国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由于她的出色工作成绩，被中央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员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晚年的王定国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有《留在昨天的情思》《后乐先忧斯世事·我的回忆》《定国文存》等。
　　

一

　　王定国，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新店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4岁的王定国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从事农民运动的地下党员。那时，川东党组织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里开会。王定国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由于家境贫寒，15岁时王定国被卖到邻村李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都要做，做不好就挨打。王定国的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圆，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不幸婚姻关系。获得自由的王定国主动配合农民协会宣传妇女放脚、剪发、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等活动。1932年，王定国参加了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营长，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长征开始前，平时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
　　1936年10月，王定国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同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王定国所在剧团遂更名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随西路军总部行动。12月，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官兵，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团战士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与敌人苦战一天后弹尽粮绝，剧团领导大多牺牲，余下30多人全部被俘。敌人误以为包围了红九军军部，发现抓到的都是些妇女和孩子，大骂上了当了。
　　王定国等被马步芳的部队俘虏后，被集体押入青海西宁马步芳的俘虏营。后来，马步芳将包括王定国在内的红军前进剧团的被俘团员编成自己的新剧团，为马步芳及其部队演出。并允许如发现原剧团的人，可以要过来。其间，在青海西宁，王定国等剧团被俘西路军战士以需要炊事员为名，设法将被俘的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从皮毛厂转入剧团，使得张琴秋得以转移。途中营救因时间错过，未能成功，在西安委托人李晓忠为向南京方面邀功，将张琴秋等人交给了国民党西安行营宪兵队。张琴秋等人被押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南京，张琴秋被关押在反省院。8月，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937年10月，历经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因为这件事，王定国等人又被马步芳从青海西宁押到甘肃张掖，被安排到韩启功的剧团里。在张掖，王定国通过西路军离散人员成立的秘密临时党支部，利用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和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做掩护，成功营救了刘瑞龙、魏传统等西路军领导人。
　　1937年8月，西路军离散人员成立的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使敌人感到不安，斗争形势发生变化。王定国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准备把她强行嫁给一个修枪的工人做妻子，得知消息后，高金城找到马鹤年要了通行证。在高金城的安排下，王定国离开张掖来到兰州。经组织安排，王定国留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负责后勤工作和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干部、战士。
　　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尽力撮合，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让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在谢觉哉的帮助下，王定国开始学习写字和算术。经彭加伦介绍，毛泽东批准，1937年10月，王定国与谢觉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结婚，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1939年底，谢觉哉因为工作需要离开兰州，到延安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王定国留在兰州八办继续营救西路军干部、战士，由于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王定国不得不撤出兰州。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归国，途经兰州，王定国带着自己和谢觉哉的孩子谢宏、谢飘，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回到延安，在延安，王定国先后担任边区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行政秘书、延安市妇联主任。
　 

二

　　1980年代初，流落甘肃、青海等地的红西路军战士还有2000多人，这些流落的红西路军战士生活依然很困难，有些人因为流落在地方的时间长，没有证明人，他们的身份无法确认。为了能得到红军战士的光荣证，流落甘肃、青海等地的红西路军战士托着伤残的身体，四处奔波，但大都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当年红西路军兵败祁连后，被俘和失散人员，大多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和被活埋战俘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重返革命队伍，流落当地。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文革”中把他们当成“逃兵”“叛徒”等备受摧残。他们生活上面临许多困难仍无法解决，没有医疗保障，住房条件很差，没有生活来源。
　　王定国得知这些情况后，1983年8月，已经70岁高龄的王定国决定重返河西走廊，她西行的目的：一是为了寻找40多年前流落在当地的红西路军战友们；二是帮助这些红西路军战士，为战友们解决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为失败而流落在当地的红西路军战士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没有任何名誉和待遇，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更是遭受了种种非人道的迫害。而王定国却坚定地认为，无论成败，那些红军老战士们对革命事业是有过功绩的，他们不应当就这样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下。
　　1983年8月22日，王定国来到高台烈士陵园（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凭吊西路军烈士，并赋诗一首：“烈士陵园物候新，巍峨遗像见成仁，将军虽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后人。”寄托了她对长眠于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的无限怀念之情。
　　王定国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甘肃，在兰州南关，一家街道办事处下属的纸盒厂，王定国终于找到了陈淑娥。陈淑娥和王定国当年都是红西路军前进文工团的团员，陈淑娥还是红西路军九军军长孙玉清生前的女友。王定国见到陈淑娥时，当时的陈淑娥正在一盏昏暗的灯下，将桌上的一叠叠牛皮纸折叠成一个个纸盒，折一只纸盒能挣一分钱，陈淑娥就是靠这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
　　在随后的日子里，王定国按照兰州市民政局提供的名单，将幸存的西路军战士一一找到，请他们到宾馆一起开座谈会，听听他们有哪些要求。
　　1983年9月26日，王定国在日记中写道：“经过二十几天的调查，行程数千公里，积累的资料很多了，我决定国庆前不回北京了，抓紧时间，起草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到解决红西路军流落人员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户口问题、医疗问题、恢复老红军的身份问题。经过座谈会和走访了解，红西路军离散、流落的红军老战士提出，他们离开老家几十年了，跟老家几十年不通音信，想回老家看一看；解放这么多年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什么样子她们没看见，最好让她们到北京去看一看。
　　报告完成后，王定国随即返回北京，她找到时任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伍修权那天可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回来有点晚了，王定国为了等到他，就在伍修权家吃的饭，到九点半，快十点了，伍修权回来了。伍修权见到王定国说：“哎哟，王大姐这么晚你找我一定有急事吧。”王定国说：“有急事啊，这不，还是去西北调查的红西路军的事啊。”伍修权说：“这个，我知道啊，你不是写报告了吗。”王定国说：“写完了。”伍修权说：“写完了，你放这吧，等明后天我有空看看。”王定国说：“那不行，明后天不行，一共三页半，你马上看，看完了你就马上给我签字，我就拿走了。”伍修权看了王定国写的报告后签了字。
　　这份报告王定国不仅找了伍修权，还找李先念、徐向前等原红西路军领导人签了名。
　　

三

　　1983年10月，王定国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反映红西路军流落人员的待遇问题，有伍修权等领导签了名的报告也随同递交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手中。胡耀邦在王定国的报告上亲自批示：“转中组部请拿一个意见。”
　　解决这个问题，民政部的压力、阻力都很大。民政部的意见：这样的人员，红军里有，八路军里也有，解放军里也有，都是离散人员，给红西路军离散、流落人员开了口子，其他人员怎么办？财政部的意见：这笔钱从哪儿出，这样的人多的是啊，财政压力大。最后，胡耀邦就跟中组部的人说：“这个问题你不解决，我们对得起人民吗？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整个四川有二十万多人参加了红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没回来啊。”在胡耀邦的坚持下，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1984年2月，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联合发文件给流落甘肃、青海等地的红西路军战士落实政策。改变称谓，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而称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改变政治、生活待遇，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妥善安置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就业、就学。至此，这个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问题的重视，为后来红西路军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了引路作用。
　　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参与救助的西路军将士达千人之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共高层领导的骨干力量或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华东局农委书记、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华东局农委主任等职。魏传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西路军流落、离散人员中的更多人并没有那样幸运，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组织未能及时接纳他们，尤其是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她们大都被强迫嫁给马家军下级军官，有的流落当地当了农民，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并逐渐老去，如果不是王定国等领导人的多方请求、呼吁，她们不会想到自己有被平反的这一天。
　　在王定国的不懈努力下，经过胡耀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才使流落甘肃、青海等地的西路军战士的人格尊严得到了世人的尊重。
　　因为王定国的坚持，西路军问题再次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才为后来逐步拨开历史的尘沙，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历史，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