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

　　1949年6月，上海的国民党驻军向台湾逃窜之前，在长江口航道布下大量水雷，封锁了长江出海口的水上运输线。上海及周边地区货品运不出去，外面物资进不来，导致黄浦江两岸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紧缺，给老百姓造成极大恐慌。
　　一些船主在利益驱使下冒险驶入航道，先后有巴拿马商船“伏虎号”、日侨商船“香山号”、英籍商船“济南号”、民船“新宁号”等触雷爆炸，让轮机轰鸣、帆篷穿梭的长江口一时间变得死气沉沉。
　　长江口的贸易咽喉被卡，严重影响上海乃至新中国的经济运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时任军区海军司令员的张爱萍：迅速组织力量，扫除长江口的水雷，恢复通航。但成立不久的人民海军不但没有扫雷舰，对如何排除水雷也一无所知。张爱萍接到指示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和原国民党海军有扫雷知识的起义人员等，研究、制定清扫水雷的方案、决策。
　　经商讨决定：从华东军政大学等部门抽调30名学员，开设清扫水雷培训班。学员们虽政治素质高、军事能力强，但对水雷却完全陌生，听了教官讲解才知：水雷用200多米长的雷链牵拉在水中游动，排除时须由扫雷舰牵引水下装有割刀的钢索，一旦遇到雷链，割刀自动靠拢将其割断，水雷就会浮起，或就地引爆或拉到岸边排除。
　　培训班开班的同时，张爱萍调集缴获国民党海军的10艘25吨位舰艇，交由江南造船厂改装成扫雷舰，于1950年4月成立人民海军扫雷大队，师参谋长孙公飞任大队长兼政委。同年6月19日，10艘扫雷舰分为5组驶入长江口航道，开始扫雷作业。从理论上讲，左右各1艘扫雷舰拉开距离，拖曳钢索前行，完全可以扫到水雷。但实际操作发现，25吨位的扫雷舰在风急浪高的长江航道上，犹如一瓣花生壳，飘摆起伏、摇晃不定，无法保持速度同步，钢索入水深浅也难以控制，几次“扫”到了水下的飞机、沉船残骸等杂物，钢索刮断弹回甲板打伤了队员。
　　官兵们在江面搏击风浪10余天，不仅没扫到水雷，还有战士负伤。张爱萍等意识到以此种方式扫雷存在诸多问题，在7月2日命令暂停行动。
　　第一次扫雷失败，张爱萍、孙公飞等数次组织相关人员召开“诸葛亮会”，分析出三条失败原因：一是舰艇吨位太小，不适合在风浪中作业；二是钢索太细，易被曳断；三是缺少技术和经验，仅凭革命热情和刚学来的知识难以应对复杂的局面。
　　根据总结的经验教训，张爱萍又调来“古田”、“枣庄”、“周村”、“张店”4艘300吨位的舰艇，在上海几家大型造船厂帮助下改装成扫雷舰，并配置了苏联援助的先进扫雷器具，同时聘请苏联专家做技术指导，让扫雷队员基本掌握了大型扫雷舰的操控、先进扫雷器具的应用。
　　1950年9月22日，4艘扫雷舰驶入长江口航道，开始第二次扫雷。舰只左右展开，牵拉钢索沿主航道梯形前进，一时间，江面马达轰鸣，绞车辗转，扫雷器具坠入江中，鲜红的钢索浮标随浪起伏，颇为壮观。但2天过去，在雷区反复扫了多次，却不见一颗水雷。在大家万分焦急之际，钢索猛地一抖，刹那间，一个圆滚滚、黑乎乎的大铁球浮了上来，“水雷！是水雷！”战士们激动地叫道。
　　孙公飞用望远镜一看，确认是一颗水雷，命令排雷组立即划着橡皮艇，把水雷拉到了岸边……排除了第一颗水雷，极大鼓舞了大家的斗志，随后，又陆续扫出多颗水雷，除留几颗供拆卸研究，其余的全部就地销毁。1950年10月末，经人民海军反复检查确认，水雷全部排除，长江航道安全开通。
　　人民海军临危受命，不负重托，用责任担当“扫”出一条黄金水道，维护了黄浦江两岸的物资供应、经济运转、社会发展，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和谐，让回到新中国怀抱的大上海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