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勇

　　王以哲，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的亲信部属。1936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九师中将师长兼第七旅旅长、第六十七军军长等职务。这位在历史洪流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东北军将领，以其坚定的信念和英勇的行动，成为东北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冰行者。在山城堡战役中，他率领的第六十七军积极配合红军，给国民党军以决定性的打击，有效制止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对中共夺取军事政治主动、争取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内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
　　1934年，卫立煌和陈继承率领的“中央军”因“围剿”红军无功而退。继他们之后来河南、湖北“围剿”的就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第五十七军及第五十三军下属刘多荃的一〇五师等东北军部队，其中，第六十七军首先进入了大别山区。
　　红二十五军的对头就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从包围大别山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开始，长征途中一路尾随直至陕北。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与王以哲商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后，密托王以哲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王以哲出身于东北军，在那个动荡不安、民族危亡的年代，他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热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王以哲内心的悲愤与不甘愈发强烈。他深知，要拯救民族于水火，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第六十七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以哲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的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
　　王以哲驻洛川期间，积极与中共方面接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与隔阂，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同时受中共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在第六十七军安排下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王以哲委任孙达生为秘书（少校军衔），为掩护孙达生在东北军中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王以哲又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把从北平、天津来的20余名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接到洛川，安排在第六十七军教导队中，向部下灌输抗日思想，为第六十七军注入新鲜血液。
　　在王以哲的努力下，东北军与中共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畅通。双方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的行动如同破冰之锤，打破了曾经的坚冰，让合作的暖流在双方之间流淌。王以哲和共产党人多次秘谈，愈来愈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威力，所以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竭尽全力。
　　1936年3月，王以哲陪同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会商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4月，王以哲又陪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著名的“肤施会谈”。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探讨逼蒋抗日之可能，并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
　　1936年7月，王以哲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毛泽东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就蒋介石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信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泽东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一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须以全力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从此，王以哲率领的第六十七军和红军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真正的友军，相互认可，默契配合。 （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