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传彬

　　1942年9月中，剧社利用集体前往阳朔旅游之机，进行了短期休整，并通过学习讨论，统一了社员的思想认识，确定了此后办社的三大方针，分别组成经营、艺术、生活三个委员会，以期职责分明，更有利于团体的发展。这次会上，瞿白音被选为理事长。
　　阳朔会议后，社员立即由杜宣、白音分别率领，离开桂林，前往衡阳、长沙、湘潭等地作历时一年的巡回公演，先后演出了《重庆24小时》《钦差大臣》《日出》《复活》《女子公寓》等剧目。当他们高举绣着社徽骆驼的红旗，胜利回到桂林时，成员已扩大到50余人，置备的道具和器材已有32只大箱之多。就瞿白音来说，这一时期他对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最大贡献是由他倡议后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
　　1944年初，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在筹备当年的戏剧节，瞿白音闻讯，便向馆长欧阳予倩建议，把范围扩大到西南7省，节目内容也不限于话剧，而把地方戏曲、马戏、杂技、木偶及少数民族歌舞都吸收进来，同时广泛征集有关我国戏剧运动的史料、照片、模型、实物，布置成一次前所未有的展览会。这一计划不仅取得了欧阳先生的同意，而且还得到田汉、周钢鸣、洪遒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演出和展览延续达3个月之久，观众和参观者近十万人次。期间新中国剧社不仅出人出力，还在经费不敷时，连续演出看家好戏《大雷雨》和新戏《戏剧春秋》，以全部收入捐赠大会。
　　1944年的夏天，日寇为了在中国大陆上打开一条通道，方便军运，又调集人马，直扑湘桂。国民党队伍一触即溃，衡阳被困，桂林吃紧。当地的豪门巨富慌得席卷所有，争先恐后地滑脚逃命。但爱国进步的桂林文化界人士却在李济深、柳亚子、田汉等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国旗献金大游行，力图振奋人心，挽救危局。新中国剧社同仁还突击创作,演出了5幕10场的大型活报剧《怒吼吧，桂林》。直至敌人越追越近，桂林当局宣布紧急疏散，剧社才撤往柳州，在那里与四战区的政工大队会合，演出了《同盟军进行曲》。后来到了安顺，又与演剧四队合作，于1945年的元旦，演出了周钢鸣、瞿白音编写的《岁寒图》，记录并控诉了湘桂道上数十万人大溃退的空前悲剧，台下的群众看后感动得哭泣起来。新中国剧社的全班人马于5月中旬安抵昆明，在那里处境仍然很艰苦，直至8月初，剧社才获得当地警察局的批准，演出了沈浮编剧、白音导演的《金玉满堂》。
　　四
　　抗战胜利，国内局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剧社除留下一部分人员，推选导演汪巩负责主持仍在昆明演出外，其余则按计划与需要，分道东归或南下。瞿白音和13位同志先去广州，打算在那里站定脚跟，徐图演出。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破坏，瞿白音等虽据理力争，相持数月，工作仍无法开展，不得已按照党的指示，暂时转往香港。
　　解放战争期间，瞿白音等基本上都工作在香港，虽然剧社无法恢复，但大家并没有闲下来，有转入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瞿白音除经常搞些创作和翻译外，也曾支持私人经营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拍摄了几部好片子，如欧阳予倩编导的《野火春风》，因欧阳先生年高体弱，瞿白音代替他执行了一部分导演工作。此外他还创作了剧本《水上人家》，并把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电影，效果很好。大光明的老板名义上是著名演员顾而已、顾也鲁，但经济上主要依靠卢绪章领导的广大洋行，因此，也可以说大光明影片公司是由党领导的。
　　瞿白音和1943年曾在广西艺术团工作过的田念萱共同生活后，在香港时只租赁了枣梨雅道7号楼下一间斗室，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住在他们楼上的是知名演员舒适、慕容婉儿夫妇，彼此志同道合。
　　五
　　瞿白音、田念萱于1950年春天从香港来到上海，经组织安排，瞿白音进入公私合营的长江制片厂，担任公方厂长。他到任将主要精力扑在刚接受的任务上。当年长江制片厂就拍成了宣传婚姻自由的故事片《两家春》，他自己还译出了苏联名剧《莫斯科的黎明》，并着手翻译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自传性专著《我的艺术生活》。
　　瞿白音因长期熬夜，生活习惯不规律，身体欠佳，面色发黑。1956年期间，非洲国家有些影剧工作者前来我国访问游览，瞿白音被指定担任接待工作，后来那些非洲朋友在他的陪同下到了广州，晚上当地文艺界人士开会欢迎，交谈十分欢畅。时任广东省文联主席、作家欧阳山指了指瞿白音，向邻座的司马文森说：“那位非洲朋友的中国话讲得真不错啊!”会后瞿白音知道了幽默地向欧阳山说：“鄙人早已归化中国。”
　　1979年9月，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开幕前夕，出席会议的通知已送到了瞿白音病榻前，他自己也极想抱病北上，与众多文艺界的老战友重新欢叙一堂，可第二天的晚上，瞿白音摔倒后卧床不起，10月1日病逝。瞿白音逝世的噩耗一经宣布，所有在场的同志无不扼腕叹息，痛悼不已。 （连载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