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运德

　　郭运德 1958年出生，山东济宁人。笔名云德、仲言等，文学博士，二级研究员。先后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政研室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天津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文学理论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文化研究、新闻编辑及文化管理工作。曾出版过《期待的视野》《文化的视点》《审美的视角》《直面文坛》《守望精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选择》《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云德评论文选》卷）等著作，获得过十多个国家级文化与新闻奖项。

　　近些年，党中央一直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强调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文化的繁荣昌盛，既需要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也需要互学互鉴，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有益滋养，以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因而，由社科院学部主席团和甘肃省政协办公厅联合主办的这次“一带一路与中西文化互学互鉴论坛”，很有现实意义，借此机会，谨代表中国文联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祝贺!
　　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演化史。文化作为与人类生存发展相伴而生的精神创造物，文化的交流、传播与交融堪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与前提。尤其在当今时代，文化不仅能够成风化人、改善民生福祉，而且还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交流的程度、幅度和广度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成正比。
　　从人类诞生一直到19世纪末，原始文明的发展十分缓慢，经历了漫长历程。其间，不同民族和族群在相对封闭的时空中，依据各自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习俗进行着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化创造，甚至创造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某些方面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目前，世间流行的不同版本的所谓四大文明、六大文明、八大文明之说，大抵都是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创造的产物。
　　直到公元5世纪，社会形态逐渐走向成熟，人类智能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呈现出由量变到质变的空前大爆发，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横空出世，进入德国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人类文明创造性思维集体迸发的轴心时代，东西方超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而且还神奇地肩负起人类首度思维方式的大分工：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古印度哲学家主要思考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主要思考人与人的关系。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不同形态，这些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细分过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可以说，除了古印第安文明外，其他文明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基本是轴心时代原创文化的衍生品。
　　人类进入十八、十九世纪，有了文艺复兴的长期准备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经济基础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首先把欧洲许多国家联结在一起，国家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交流空前密切，出现了令世人震惊的经济文化一体化现象。伏尔泰、歌德等人针对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拿古代作家作典范，以荷马、德谟克利特、维吉尔、西赛罗为代表的作家仿佛已经把欧洲各民族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组成一个统一文艺共和国的新情况，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被正式提了出来。稍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入手，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从此，人类的文化交流步入了突飞猛进的快车道。
　　发展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文化交流加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有统计显示：18世纪人类知识更新周期为80~100年，19世纪缩短为30年，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周期缩至10年，千禧年过后，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到2年。如果说，蒙昧阶段和文明初起阶段的文化交流仅限于战争、商贸、交通和人群迁徙过程中的缓慢推进，工业文明阶段除了原有方式之外，印刷出版、报刊通讯、广播电视的出现进一步助推了文化交流节奏的话，那么，网络时代信息的即时、交互和海量传播，则带给文化交流全新的革命性变化，它让信息变得无处不在，即便你刻意屏蔽也无法阻止，任何企图在封闭中发展自我、搞“光荣孤立”的奢望，几乎都不再具有成功的可能。
　　面对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近乎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传统上各自为政的民族经济疆域已完全打开；面对着日益加剧的信息爆炸，人际沟通和文化交融的氛围与情景正空前活跃；面对着日益严峻的经济科技竞争，没有技术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已无法赢得市场；面对着日益扩展的国际合作，人类社会必将产生越来越多进行全球治理的国际规范和价值准则……互学互鉴、携手并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在走过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苦难岁月，在推翻三座大山、清理满目疮痍、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曲折探索、推行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急剧增强的历史背景下，企望实现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而实现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无非两条，一是经济的强盛，二是文化的复兴。具体到文化复兴，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三是推动文化的当代创新。
　　第一，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是民族复兴的基本支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发展史，无论是文明开化之早、声名文物之盛，还是文脉承传之久、文德惠泽之远，皆世所 罕见，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儿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从冶铁铸剑到火药发明，从造纸技术到活字印刷，从罗盘运用到纺织陶瓷，一项项发明记录着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与理性睿智；先秦散文、汉代大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代散曲、明清小说，相续不断的文脉滋养着生生不息的文艺传统；老聃、庄周、孔丘、孟轲、孙武、管仲、荀况、墨翟、韩非诸子争鸣生辉，儒释道和谐共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一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等思想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与人格准则；还有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德惟善政”“为政以德”的德政文化，“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的和平共赢诉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今天，我们要推动的文化复兴，既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家文化的复兴，更不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式复兴，而是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用现代观念重新诠释传统，对传统文化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厘清其精髓与要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二要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传统文化的自身逻辑中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和社会理想，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防止以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化，把自己纳入别人的理论构架，变成西方文明的附庸；三要切实发挥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既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建设征程的精神支撑，也要让文化不断从现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中获得新的思想资源，以更加丰富的发展与突破来重铸文明古国的现代辉煌。
　　第二，互学互鉴，汲取人类一切文化精华，为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文明的进化离不开学习借鉴。中华文化自身就不是在封闭中完成的，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不断兼收并蓄、吸收整合的结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不能在封闭中发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文化要批判继承人类一切的文化遗产，因为光靠摧毁资本主义不能填饱肚子，我们必须取得他们留下的全部科学技术和文化
　　艺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里的“一切”和“全部”，表明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集大成者，不然何谈人类先进的社会制度！
　　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高度依存，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风云激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独善其身的环境中得到独立发展。中华文化只有广泛参与世界多种文明对话，以善学替代独善，以交流替代推销，才能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在交融互鉴中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东西方文化由于发展条件和自主选择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社会历经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长达五百多年的铺垫，西方的价值观念、现代科技、制度文明甚嚣尘上，成为世界文化的风向标。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西方文化中主流思想工具形式逻辑和方法论局部有效的自性危机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各种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使之无法建立和谐共生的世界新秩序。而中华文明固然也存有关注整体忽略局部的短板，但其整体均衡与融合协调的智慧，却有利于弥补西方文化分裂失衡有余而整合均衡不足的弊端，为世界探索新的发展思路提供了有益启迪。这也充分说明，中西文化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我们要用平等、尊重、理性和设身处地的心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气度，大胆拿来、有机利用，取长补短、化为己有，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增强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了解与欣赏，学习和吸收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理念、机制、经验和成果，并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形成有益互补，以开放的精神、扬弃的方式、包容的胸怀，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提供有益滋养，加速中华文化的更新与进步，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面向未来，结合新的社会实践，推动当代文化实现全新的历史性创造。继承不是传统的简单重复，开放也不是舶来品的完全克隆，一个新时代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之上。历史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对传统文化复制或对国外文化照搬的企图最终都会归于失败。中国人只有在对世界开放和回归传统的双向运动中开创未来；中国文化只有依托自身实践，结合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对中外文化遗产加以转换、改造与提升，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全新超越，实现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设想。这是推动文化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这个守正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并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否定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这种数典忘祖、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因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结果势必丧失文化的特质；二是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甚至全盘承袭传统文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观点以狭隘心态反对学习外来文化的优长，结果只能是自断滋养、自我枯萎，让文化失去生命的活力。
　　文化复兴与否在于民族文化的禀赋，最终体现在有没有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坚实文化成果。我们要奋力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硕果，一要加强文化的互学互鉴与综合创新，实现继承、借鉴、扬弃基础上的文化超越。这里的继承、互鉴与创新不是文化的一体与趋同，而是民族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再创造，是鲜明的国际意识和当代性同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二要立足现实，关注前沿，站在人类思维的新高度，从当下社会生活中开掘出新文化内容与形式的生成依据，并将之付诸实践，不断提高文化的原创力，拿出更多的具有丰厚历史底蕴、展示当代中国风貌、体现人类共同命运和审美价值、且能在世界文化园地占有重要位置的标志性产品，为人类带来全新的艺术感受和石破天惊的审美惊喜；三要适应信息时代和媒体变化需求，引入高新技术和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敢于突破常规，大胆在观念、内容、风格、样式上更新，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用那些能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能产生跨越时空与国度、具有当代价值与永恒魅力的文化新成果，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充满活力、开放自信的现代化中国，塑造与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大国形象，为人类文明留下一份不可替代的文化图谱。如此，才算作真正的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