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小川

　　独小川 甘肃礼县人，礼县文物局副局长，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先秦及秦汉史、三国史、关陇史地的研究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等，撰写相关文稿三十多篇，编撰书稿三部。

　　西垂、犬丘作为历史地名，与秦人、早期秦国和整个秦史密切相连。《史记》记载，秦人早期活动中心西垂和犬丘是同一个地方，在今甘肃省礼县东北部，但西垂的地理范围应比犬丘大。与秦人历史有关的犬丘在西方有两处：一处在关中的今陕西省兴平市境内，其为东夷畎夷西迁后的居地；一处在陇右的今甘肃省礼县境内。史书所记与秦人有关的犬丘大多指位于今礼县境内的西犬丘。西犬丘是西垂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邑。
　　商末至春秋初期（约前1100—前698）嬴姓秦人先世生活在西垂与西犬丘。
　　嬴姓的秦人祖先本是商朝的亲贵，在周初不受周王室的待见。从中潘“在西戎，保西垂”起，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成（大骆的嫡子）一系居于犬丘（西犬丘），百余年间，失姓断祀；蜚廉的另一个儿子季胜一系活动于今山西境内，季胜之子孟增为周成王所宠幸，居于皋狼，称“宅皋狼”,孟增之子为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于驾车受到周缪（穆）王的宠幸，且因功被封于赵城（在今山西省洪洞县）而姓赵氏。大骆一族便以造父的受宠也蒙混着姓赵氏。大骆的庶子非子本来居于犬丘，后被周孝王征召至洲渭之会（今陕西省宝鸡市千河与渭河交汇地带）为王室养马，因马匹繁育得多而好，以功受封为附庸，“复续嬴氏祀”,在浙渭之会建立秦邑，其时约在公元前890年。秦之为秦，自此始。嬴秦下传秦侯、公伯而至秦仲，是时秦邑（后称秦亭或育故亭）西迁于陇山西侧的今甘肃省张家川县城以东的上磨河一带。
　　周厉王无道，公元前843年，西戎反王室，攻灭犬丘的大骆赵氏一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之子庄公继位，庄公兄弟5人
　　组织周秦兵7000人大败西戎，宣王又赐予庄公祖地犬丘，并封他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公元前770年，西垂大夫庄公的次子襄公因平定西戎和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重建周朝之功被封为诸侯，在西垂建立秦国，作西時，郊祠嬴秦的东夷远祖少昊白帝。其后六年（前766），襄公卒，“葬西垂”。襄公之子文公即位，“居西垂宫”。文公四年（前762）秦都东迁“洲渭之会”。文公四十八年（前718），文公太子峥（静）公卒。（《史记》未载静公的葬地，但根据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的考古发掘情况分析，静公或葬于大堡子山。）文公五十年（前716），文公卒，“葬西山”（《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作“葬西垂”）。其后静公之子宪（宁）公执政十二年（前715—前704），宪公即位之初居于西垂的新邑——“西新邑”。宪公二年（前714），秦都自“洲渭之会”迁至“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阳平镇境内）。宪公卒后，葬于“衙”。据大堡子山秦公陵的考古情况和《水经注·漾水》相关记述，衙地有可能在西垂的今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其后宪公的幼子出子（出公）即位，出子在位六年（前703—前698），曾居于西垂的“西陵”（一云“西陂”），十岁而亡，亦葬于衙（见《秦始皇本纪》引《秦纪》与《史记索隐》相关注文）。其后出子长兄武公立都于平阳，武公之后，其弟德公迁都于雍（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从此，秦国政治中心自西垂迁移至关中。秦出公的亡年（前698）可以视为嬴秦早期在西垂历史的一个重要结点。
　　西垂和西犬丘无疑是嬴秦的祖邑，秦国的创建地，秦第一都邑和第一陵区所在地，在秦早期文明史上具有深远的背景和至高的地位，是秦史研究中基础性的核心问题。
　　“西”的本义为日落之处，帝尧时代，“和仲宅西”，测日、祭日，“敬授民时”（《尚书·尧典》），指导农事。其活动的具体方位有可能在今礼县西汉水上中游地区，而中心范围大致在今红河（古称横河、冒水河、峁水河、峁谷、蒙谷、昧谷等）一带。这也是五帝时代华夏先民认为的西方的最远处。
　　《路史》说，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诞生于今西汉水下游西和县境内的仇池山，这里还是刑天葬首之处和氐人发祥之地。大禹与赢秦远祖伯益曾在西汉水
　　及其源头皤冢山（今甘肃天水市南、礼县以东的齐寿山）一带“导漾入汉”（《尚书·禹贡》），后来秦人在此“鼎宅禹迹”（1919年礼县红河一带出土的秦公簋铭辞），建立秦国。天河银汉之源亦起于西汉水。周秦文化融合后形成了天汉、牵牛与织女星象观念。今礼县、西和县盛大久远的乞巧风俗是祭祀织女（秦人始祖女修）礼仪的流变。
　　“西汉水”即“西”地之“汉水”。亦即汉水的西源。西汉水上游川原宽阔，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植被茂密，居民亦农亦牧。这里分布着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各类史前文化遗存，亦分布着众多寺洼文化和周秦文化的遗迹遗物，古文化序列完整，内涵丰富，是史前文明和商周秦汉文化高度发达区，也是研究聚落考古的宝地。
　　五帝和三代时期，“西”地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孕育中心。历史上众多的先民在此长期安居，不同部族间又为之长期争战。商周时期，嬴秦与西戎犬戎在西地长久地争斗对抗，共生共融，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秦早期发展史、西戎犬戎发展史、秦戎斗争史和民族融合史。其最深刻的历史印记便是秦戎早期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地名——西垂与犬丘（西犬丘）。
　　西垂、西犬丘本为犬戎始居之地。犬戎在历史文献中有畎夷、昆夷、貔夷、混夷、绲戎、畎戎、犬戎、獵狁等多种称呼，是西戎中的重要部族之一，其族源是东方九夷中的“畎夷”。帝舜时代，有“三危山”一带的“苗民”，从今江汉平原沿汉水西进迁徙到今洮河流域，即所谓“窜于三危”的“三苗”（《尚书·尧典》）。“三苗”中的“己姓昆吾”和“允姓之戎（妘）”（源
　　于祝融八姓之妘）被视为“以变西戎”者。其中有一部分入居西汉水流域的“西”地，成为这里商代氐羌族群中的氐人，他们与夏商时东夷中的“畎夷”同为犬图腾的部族，后被周人称为“昆夷”或“犬戎”。
　　夏桀末年，东方的“畎夷入居邠岐之间”（《后汉书·西羌传》）,其在今陕西兴平的居地被称为犬丘。殷商后期，这一支畎夷又被周人迫逐到陇右西汉水流域与原有的畎夷（氐）混合。他们称自己在西地居住的城邑为犬丘或西犬丘。《左传》解释《春秋·隐公八年》中的“垂”地为“犬丘”，故垂即犬丘。垂与犬丘本来都是东方民族对城的称谓。《尔雅》中解释甚确。所谓西垂、西犬丘，即西地之垂，亦即西地之犬丘，均为畎夷从东方带到西地之后与西字复合而形成的地名。犬戎最早在西地的活动中心有可能在今礼县城关镇以南至雷坝镇之间的西汉水中游地带。
　　西垂、西犬丘的犬戎是“外来”民族，在考古学上对应的是寺洼文化。西汉水流域的寺洼文化遗存很丰富，只是尚未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没有形成完整的考古学证据链，故有些问题在与文献互证上还有困难。早期的寺洼文化即氐族的文化，其全盛时期为西戎犬戎的文化。今甘肃平凉、庆阳地区的寺洼文化也有可能是自定西地区的洮河和陇南的西汉水流域东徙过去的，其对应的民族为“獵狁”之戎。
　　嬴秦先世在五帝、夏商时为显族。夏末，“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考古发现的商代居于关中的“亚禽”氏是殷商的重要诸侯，对应的是商文化京当类型或壹家堡文化。商周之际，嬴秦先祖中潘自关中西迁至西汉水，“在西戎，保西垂”,是进入并居住到犬戎的犬丘之地。此后，自西周初年至春秋前期，嬴秦的先世和早期秦国一直以西垂和犬丘（西犬丘）为活动中心。如非子“居犬丘”；西戎（主要是犬戎）“灭犬丘大骆之族”；庄公“居其故西犬丘”，为“西垂大夫”；秦襄公二年（前776）“戎围犬丘”；襄公兴国，“居西垂”“邑于西垂”“葬西垂”；文公“居西垂宫”，“葬西垂”（“葬西山”）；宪公“居西新邑”，葬“西山”；出子“居西陵（陂）”等。
　　西垂、西犬丘显然是具有两个名称的同一地方。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西垂在唐“秦州上邦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唐秦州上邦县西南九十里和汉陇西西县同在今礼县东北部，历代学者多有研究。1994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发掘证实了西垂与西犬丘的中心地域在今礼县西汉水上游，大堡子山秦公陵是寻找西垂、西犬丘的重要历史地理参照坐标，虽然西垂宫和犬丘城的确切位置还不能够完全确定。
　　结合目前西汉水上游的考古发现，笔者多次实地考察早期秦人的三个重要活动区域（红河镇境内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区、永兴镇境内的大堡子山——赵坪遗址区、礼县城周边的雷神庙——石沟坪遗址区），并依据文献记载与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考证认为：作为嬴秦早期活动中心和秦国都邑的西垂（西犬丘）不是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随早期嬴秦族群的迁徙和秦国早期历史的发展变动着的。
　　概而言之，自商末至周厉王时期的200多年间，从中潘至成灭亡的八代嬴秦族的先辈因为与西戎联姻，故能够“在西戎，保西垂”，而且“西垂以其故和睦”,“西戎皆服”。嬴秦最早活动的西垂、西犬丘之地亦即犬戎活动的中心区，大体在今礼县城关镇及其西、南方向的石桥镇、江口镇以下至雷坝镇的西汉水干流区域范围内。雷神庙遗址及其旁边发现的西周时期的西山城址可能与犬丘有关，西汉水南的二土遗址及其西南的区域值得特别关注。
　　从周厉王时西犬丘的西戎反叛王室、灭大骆之族开始，秦戎关系日益走向对抗和战争。襄公二年（前776），“戎围犬丘”，襄公始着手迁都，新都应建成于始国的公元前770年之前，襄公所建的都城有可能在今赵坪遗址（北为圆顶山秦贵族墓地）范围内。文公元年（前765）所居的“西垂宫”也有可能在此。西垂也可以认为是嬴秦和后来人对早期秦人活动范围和秦国早期 疆域的泛称。犬丘(西犬丘)则是一座具体的城邑，且其名直接源于犬戎(畎夷)。
　　文公、静公之世（前765—前716），秦国国势渐强，东进关中，威服西戎，于是在秦西垂东境的今礼县红河镇政府驻地稍偏东南、“寺垛脑山”的东麓、“三角川”的西北一带创建了“西新邑”（宪公居之），并在其西南的今方口寺南缘建成“戎丘城”。战国至汉魏间这一区域戎丘城与西县城“上下相对”的双城格局即由此而来。《水经注·漾水》中对二城的地理方位及其位置关系有详细和准确的记载。
　　据此可以推测，西汉水上游的嬴秦活动中心——西垂、西犬丘，其地理范围与确切地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历史时势的变化，尤其是犬戎与嬴秦在这一地区力量的消长，最主要是随着嬴秦的建国与崛起而在变动，且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逐步发展的过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