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思痛记》，清人李圭撰写。
　　李圭（1842--1903），字小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咸丰十年（1860）被太平军所掳，同治元年（1862）设法逃离。《思痛记》一书，就是记叙其被太平军所掳期间，遭遇种种的。
　　周作人，在一段时间内，热衷于搜集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文资料，因之，《思痛记》一书，就成为了他搜集的书籍之一。
　　他先后收集到了十本《思痛记》，最早收集到的一部，是在光绪戊戌年（1898）；最晚收集到的一部，是在1942年，在这第十本上，他写有题记曰：“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得自杭州，十日寄到，价法币五元。此《思痛记》第十本也。十二日，知堂记。”
　　从1898年到1942年，时间长达四十多年，见得其用工之勤，和搜集时间之长。
　　周作人有一嗜好：喜欢读“杂书”，且喜欢对“杂书”，进行考证、装裱、题记等。
　　因之，所得《思痛记》，不仅第十本有题记，在第四、第五、第九本上，也分别写有题记。第四本题记曰：“二十九年五月在北平得此册，较别本多黄慎之序一篇，价二元半也。二十八日，知堂记。”第五本题记曰：“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从杭州花牌楼书店得来，价值三元。此为第五本也。次日订讫记此，知堂。”第九本的题记则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从上海得来，此为《思痛记》第九本。价法币五元，约值此地通行币二元也，知堂记。”
　　可以看出，第四、五本，都是在同一年（民国二十九年）先后买得；而第九、十本，亦是在同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先后买得。每次买得，周作人不仅详细记录了买书的时间、得地，书籍的价格，而且还作出一定的考证、装订等。
　　足见，周作人对此书的喜欢程度，爱重程度。
　　为此书，周作人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思痛记>及其他》，写作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四月十三日；其二是《思痛记》，写作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十八日。
　　在《<思痛记>及其他》一文中，他写了搜集《思痛记》的原因：是想搜集“中国近世的丧乱记事”来读。而关于“太平天国”之书，就是其想搜集的“丧乱记事”之一类。他所搜集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书有：《蠡城被寇记》《夏虫自语》《虎口日记》《乙丙日记》等，而“这里边与我最有情分的要算是《思痛记》了”。
　　他在此文中感慨道：“我看这本书前后几四十年，大有韦编三绝之慨，每看时或不看而想起时，辄发生许多感慨。”
　　感慨者何？感慨《思痛记》一书所记的“太平天国的残杀淫掠”和其愚民的“文化政策”。
　　在《思痛记》一文中，周作人写自己四十年来，读此书，“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又说：“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还为自己找不到“解人”——理解他的观点的人，而深表遗憾。该文结尾曰：“余收集《思痛记》已有四册，本意拟分给他人，唯解者不易得，故至今未损一册。前曾借给胡适之君一读，不知其印象如何，当时不愿追问，适之亦是识者，想亦以此不曾给什么回答也。”
　　感慨“太平天国”残杀掳掠、愚民文化，固然不坏，但在当时举国抗战，一致攘外之时，却借“太平天国”，大发“内乱”之感慨，亦可谓“不识时务”或者“不合时宜”矣。甚至于，还有可能让人怀疑其是否“别有用心”（“攘外必先安内”乎？）？如此，谁又会作其“解人”呢？
　　胡适，毕竟在认识上，远高于周氏，故尔，其“不曾给什么回答”，亦是自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