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波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古文字。出版专著三十余部，主编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三百六十余篇。

　　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位于丝绸之路要冲，作为中国西部的城市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凉州随着中国局势的演进，其地位也在不断变化。在11至13世纪的西夏时期，凉州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有了新的发展，文化达到新的繁荣，创制了当地历史新的辉煌篇章。
　 

西夏时期凉州的重要地位

　　西夏的主体民族是党项族。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率兵攻陷宋西凉府，后吐蕃、回鹘又于此拉锯式地你来我往争战。大中祥符六年(1013)，西夏最终占领凉州。自此，凉州由西夏统治近两个世纪。
　　1.凉州在西夏时期的重要地位
　　凉州对西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出生于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官至宋朝知熙州(今甘肃省临洮))的范育上奏章指出：“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清代《西夏书事》的作者吴广成论及西夏时说：“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凉州为西夏辅郡。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所立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以下简称“凉州碑”)铭文中有“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这表明凉州地位很高。
　　后凉州在西夏地位又有新的提升。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不仅将西凉府与首都中兴府和大都督府同列为仅次于中书、枢密的次等司，而且在此地设经略司。《天盛律令》载，西夏有两经略使，经略使是经略司的最高长官。经略司是在京师以外主管若干州郡军民事务的衙门，比中书、枢密稍低，而高于诸司。西夏的西北经略司即西经略司。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宗去世，西经略使在凉州举行大法会悼念，可证西经略司确在凉州。西经略司除凉州外，还掌管沙州、瓜州、甘州、黑水等地。在黑水城出土的文书中有《西经略使司副统应天卯年告牒》等，可证明黑水城归西北经略司管辖。西夏时期编著的汉文《杂字》中有“西京”,,当指凉州。
　　西夏从政治和地缘上分为三大板块，在凉州的西北经略司和在灵州的东南经略司拱卫着以首都中兴府为中心的京畿一带，形成犄角态势。凉州在西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所辖面积最大。
　　2.多位皇帝和大臣到过凉州
　　西夏建国前，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曾攻打凉州，咸平六年((1003)攻下凉州，他到过此地。后元昊率兵再次攻占凉州，可知第一代皇帝元昊称帝前到过凉州。
　　西夏初期元昊即王位后，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十月，即皇帝位。随后他“自诣西凉府祠神”。这可能有其立国得自“天授”的用意。
　　西夏仁宗仁孝应也到过凉州。张掖有一方黑水河建桥碑，于西夏乾祐七年(1176)立于甘州黑水河边，碑两面分别镌刻汉文和藏文，汉文碑铭中有“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可知仁宗在乾祐七年以前曾亲临甘州祭神。仁宗到甘州，凉州是必经之路，仁宗自然会到凉州。在西夏文宫廷诗集中有《御驾巡行烧香歌》,,其中记载西夏皇帝御驾西行，曾到达凉州，并指出当地塔寺中有佛的杏眼舍利，与凉州碑记载吻合。诗中又记载他从凉州巡行到甘州。此皇帝当指仁宗。
　　西夏桓宗纯佑天庆十三年((1206)太后罗氏与镇夷郡王安全废纯佑，立安全为帝，是为襄宗，造成西夏政局神秘变化。镇夷郡在甘州，襄宗安全自甘州到首都中兴府往返应也要到凉州。
　　镇守凉州的齐王嵬名彦忠之子遵顼廷试中进士，嗣齐王爵，擢大都督府主，最后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他早年跟随其父居住在凉州。他做皇帝后，于光定七年(1217)成吉思汗率兵围攻中兴府时出走西凉府。可见神宗遵顼也曾到过凉州。由上可知，西夏的皇帝加上被尊为太祖的李继迁，应有五代皇帝到过武威。
　　崇宗天祐民安三年(1094)武威地震震坏凉州塔，皇帝、皇太后下令修葺，主管此事的是崇宗的舅父权臣梁乙逋，他主持凉州感通塔修建成功的祭奠仪式。
　　此外，前述仁宗时的齐王嵬名彦忠被贬守凉州。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乾祐戌年节亲中书西经略使告牒》中有“节亲中书西经略使授忠安嵬名□□”题款。时在凉州的西经略使有“节亲”的头衔，也即他是皇族，姓嵬名，还兼有“中书”的职官，地位很高。
　　凉州在西夏的地位重要，到过凉州的皇帝和大臣可能不止上述数人，比如有专家认为西夏桓宗纯佑也可能到过凉州。
　 

西夏时期凉州的民族和社会

　　1.民族
　　凉州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唐代诗人王建创作的乐府诗《凉州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凉州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情景。宋初，宋朝、西夏、吐蕃、回鹘势力在武威地区我进你出，此消彼长，争夺激烈。西夏拥有凉州后，这里仍然是各民族杂居之处。其中有主体民族党项族，还有汉族、吐蕃、回鹘。他们都在凉州及其所属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2.社会
　　西夏时期凉州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凉州碑碑文记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揍交会，日有千数。”描述了当时凉州的繁华情景。
　　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发现15件西夏榷场使兼拘榷西凉府签判检验商人货物依例收税的文书。这些文书中的商人有本府人、镇夷郡人。所谓“本府”应指凉州府。文书中记录的各种货物在凉州交易并依例纳税。其中不少货物系南部宋地所产。当时凉州是西夏与宋朝贸易的重要市场。
　　武威市署东巷一地下窖藏中发现大小两种银锭21件，同时出土的还有6枚西夏时期通用的宋朝钱币，这批银锭是西夏时期的遗物，表明凉州货币经济比较发达。
　　西夏时期的凉州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由过去长期战乱达到了繁荣发展。
　 

西夏时期的凉州文化

　　1.多文字地区
　　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西夏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文。武威地区出土了很多西夏文献、文物。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了西夏文文献。1972年在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又发现了多种西夏文献。1987年武威市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献。这些文献包括西夏文、汉文文献，有写本、刻本，还有活字印本，内容丰富，是研究西夏历史社会的重要资料。其中西夏文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有西夏仁宗尊号题款，为西夏中期印本，系保存至今最早的活字印本，有重要文物价值。
　　西夏时期沙州、瓜州和黑水城是凉州西经略司管辖范围，都出土了很多西夏文文献。其中《瓜州审案记录》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夏文文献。
　　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目前已评选5批，皆由国务院公布。其中西夏文古籍共69种，凉州占22种，沙州9种，瓜州1种，占很大比重。西夏时期凉州还使用汉文、藏文、回鹘文，并留下了不少文献。
　　2.发达的儒学
　　西夏发展文化，实行科举。崇宗时建“国学”（儒学），立养贤务。仁宗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又令各州县建立学校。人庆三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并“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西夏时期凉州有学校，有文庙，庙学一体，推行儒学教育。
　　中国自隋唐开始科举。西部地区从唐末至五代宋初，战乱频仍，科举受到影响。西夏在崇宗时已有科举，至西夏灭亡前仍在进行科举策士。
　　西夏没有留下完整的进士名录，但可见有关西夏进士的零星记录，如：镇守凉州的齐王嵬名彦忠之子遵顼天庆十年(1203)廷试进士，唱名第一，后成为西夏皇帝，是中国唯一一位进士皇帝。权鼎雄是凉州人，桓宗天庆年间中进士，神宗时任吏部尚书。献宗乾定三年((1226)高智耀等进士及第。以上三名中前两名是凉州人。
　　有专家搜罗文献做成《武威历代进士题名录》,收录武威自唐至清共45名进士，但其中没有记载西夏时期武威的两名进士。
　　元代学者虞集认为西夏“学校列于郡邑，设进士科以取士”，这是对西夏教育和科举的真实记录。可见，西夏时期是唐中期以后300年来凉州文化大发展的时期。3.精美的艺术
　　西夏时期武威有精美的绘画。凉州碑铭中赞美塔寺修成后庄严美丽的情景时提到“壁画菩萨活生生”，证明凉州寺庙中绘有生动的菩萨画像。
　　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的西夏唐卡为藏传佛教的绘画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中发现了29块木板画，其中既有佛教内容，也有世俗题材，如重甲武士、侍从、牵马人以及家禽、家畜等。这些画构图简练，人物神态很有特点，生活气息很浓。武威亥母洞还发现五方佛画，色彩鲜艳，绘制精细。
　　凉州碑两面碑额各有一对阴刻的伎乐菩萨，五官秀媚，舞姿优美，是难得的线雕装饰图案。武威亥母洞还发现了米拉日巴泥塑坐像，造型独特。另有泥塑弟子、童子头像三尊，造型生动自然。
　　4.成熟的手工艺
　　西夏时期凉州手工业发达。在武威市塔儿湾出土瓷器115件，类型多样，有的瓷器上还有西夏文或汉文西夏年号。其中有多种釉色，还有在釉面上彩绘或剔刻的特殊工艺。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双耳罐、高足白瓷碗等，具有灵武西夏磁窑所出瓷器的特点，是有民族特点的瓷制艺术品。
　　武威小西沟岘发现的木刮布刀是当时民间织布用工具，刀刃部和刀面留下经线痕迹，证明是一实用纺织用具。武威西郊林场和武威南营乡西夏墓分别出土了木瓶、木碗、木筷。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也出土了陪葬木器，计有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和木缘塔。其中木缘塔4个，由座、身、顶、刹四部分组成，呈八角形，制作精巧，组合细密，造型稳重。这些木器反映出西夏木制品的制作水准。木器易于朽毁，出土这么多种木器，十分难得。
　　此外，亥母洞出土有绣花童鞋5件，其中两只刺绣华丽，色彩鲜艳，做工细致。
　 

西夏时期凉州的宗教

　　1.佛教信仰盛况
　　凉州很早就流行佛教。西夏时期有四大佛教中心，其中凉州—甘州为中心之一。凉州护国寺是放佛舍利的古刹，西夏时受到皇室的重视。凉州碑记载了西夏重修的活动。碑文描绘，新修塔寺是七层方塔，有诸种装饰，寺庙有壁画，有花簇垂幡，有白银香炉，展示了塔寺的庄严壮丽。这里是汉传、藏传佛教最早交汇之处，多民族僧人住同一寺庙，不同民族文字碑文合璧于同一碑石，显示了多民族信仰佛教的事实。
　　前述仁宗去世后，西经略使在凉州做大法会悼念，聚会文武官员及僧人等3000余员，做七日七夜道场，反映出凉州佛教信仰的盛况。
　　2.藏传佛教的基地
　　西夏统治者一开始主要吸收中原佛教，后来也接受藏传佛教，用西夏文、汉文翻译藏传佛教经典，修建寺院，绘制唐卡，传承仪轨，封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国师。藏传佛教在西夏中、后期迅速传播，西夏成为第一个全面吸收藏传佛教的王朝。
　　凉州一带与吐蕃邻近，境内吐蕃人也较多，因而这一带藏传佛教更为兴盛，成为西夏藏传佛教的中心。凉州碑铭中有“羌、汉二众提举”的职衔，其中的“羌”在西夏专指吐蕃。说明当时凉州的寺庙中已经有吐蕃僧人，并设有管理这些僧人的官员。亥母洞遗址是藏传佛教很重要的金刚亥母寺庙，其中发现了多种藏传佛教经典、绘画和塑像。
　　西夏藏传佛教信仰与凉州会谈
　　西夏时期凉州藏传佛教的发展对后世的凉州会谈有相当影响。1227年，成吉思汗率兵进攻西夏，在六盘山病故。不久西夏被蒙古大军灭亡。窝阔台即蒙古汗位后，其次子阔端受封原西夏的部分地区，驻屯凉州。太宗后乃马真称制三年((1244)，阔端遣使至吐蕃，召请藏传佛教首领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及其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经长途跋涉，于1246年到达凉州。翌年，参加贵由汗登基大典后返回凉州的阔端会见萨迦·班智达，议定吐蕃归附，随后由萨迦·班智达致书吐蕃僧俗首领，劝说归附，确立了蒙古对吐蕃的统治。
　　近年发现两种西夏文刻本《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残卷，经末皆有发愿文。其一记载阔端时期西夏文佛经的刻印、流传，以及西夏藏传佛教的信仰：“雕印羌、番、汉各一千卷。”其中“羌”指吐蕃；“番”指党项，即原西夏主体民族。可知当时已有此经藏文、西夏文、汉文三种版本。发愿文最后以显著大字记载“东陛皇太子施”，证明此举为阔端亲为。另一发愿文真实地记载了阔端皇太子信奉、弘扬藏传佛教，并皈依藏传佛教高僧等觉金刚国师为师，印施藏传佛教经典之事。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藏传佛教的广泛流传，为后来的凉州会谈做了铺垫，使阔端能先期、全面地了解藏传佛教情况。这为凉州会谈这一功垂竹帛的重大历史事件打下了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对阔端请藏传佛教领袖来凉州会谈并取得成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刻印三种文字佛经的这一年，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阔端将会谈地点选在藏传佛教信仰浓烈的西夏故地凉州，对萨迦·班智达一行给予热情接待，对藏传佛教十分尊重，使萨迦·班智达感受到浓重的藏传佛教氛围，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使会谈水到渠成，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在写给卫藏各教派的信中说：“此菩萨汗王((指阔端)敬奉佛教，尤崇三宝。”并非虚言。阔端于此西夏故地认识、接受藏传佛教，对凉州会谈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凉州的人文精神

　　1.西夏时期的优秀人物
　　西夏后期的名臣权鼎雄是凉州人，天庆年间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襄宗安全篡逆，他弃官入青岩山不出。后神宗遵顼立，召为左枢密使，后进吏部尚书，气宇肃然，选官正直无私。
　　斡道冲是西夏仁宗朝的大臣，在朝刚介，抵制外戚任得敬专权和分国，后被擢为中书令，又任国相，辅佐仁宗稳定政局，发展文化，为相十数年，家无私蓄，藏书甚多。死后仁宗图画其像，从祀于学宫，并使郡县遵行。斡道冲成了西夏儒学的一代宗师。他不是凉州人，是灵州人。凉州文庙中有斡道冲从祀孔子的像，西夏灭亡后至元代仍然保存。其后人朵儿赤在元代为官，奉诏出使途经凉州时，见文庙殿庑有其祖斡道冲从祀孔子的画像，唏嘘流涕，求人临摹画像而藏之于家。可见凉州注重传承儒学，崇敬前代宗师。
　　2.武威民间优良习俗
　　元代党项人余阙，其父沙剌藏卜从武威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是党项人。余阙本人进士及第，官至淮西宣慰副使，能诗善文，号青阳先生，著有《青阳先生文集》。他所在的庐州驻军都是原西夏故地人。余阙记录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欢。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这里反映庐州驻军西夏子弟的风俗，也是余阙的老家武威地区的淳朴风俗。笔者在1981年到合肥一带调查西夏余氏后裔时，早已经成为汉族的余氏族人都记得过去过年时门口挂的灯笼上面还写着“武威郡”,,以不忘远祖家乡。可见中国各民族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水乳交融的强大力量，同时也看到传统文化、传统基因仍然绳绳继继，连绵不绝。
　　3.武威学者张澍的求知精神
　　清代著名西北史地研究学者张澍是武威人。他身上有很多故事，母亲有维吾尔族血统，他14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少年得志。他崇信儒学，性格刚直，在官场上并不如意，然而他一生钟情学问，探索不已，遍访古迹，长于记录。他曾到安徽安庆，拜谒其乡人元代西夏后裔余阙的古迹。后返回家乡凉州，于嘉庆甲子年(1804)与好友游大云寺时，发现被砖封砌的碑亭。在其执着请求下，终于打开了被封存了数百年的凉州碑，此碑一面刻汉文，一面刻类似汉文的不知名文字。张澍由汉文碑文得知，背面文字当为消失已久的西夏文。这使他成为世上第一个发现死文字西夏文的人，为后世提供了识别西夏文的标杆。
　　嘉庆二十三年(1818))张澍任代理大足县知县，他游览大足县的宝顶山、北山和南山，摩挲金石，考察石窟，写有20余篇文章。他是关注和研究大足石刻的第一位学者。他高度评价大足石刻“古今所未有”,,并把大足石刻部分内容记入嘉庆《大足县志》。其所作《前游宝顶山记》,还被同治年间任大足县知县的王德嘉书刻在今圣寿寺三世佛殿内。张澍对荒山中大足石刻的发现未能引起重视，直至100多年后的1945年，学者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组成考察团进行科学考察，大足石刻才为学界所重。
　　现凉州碑和大足石刻都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足石刻还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张澍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执着的追求精神，是武威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发扬光大。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