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河

　　秦大河 一九四七年一月生于甘肃兰州，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理学博士。地理学家、气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中国气象局局长等职。长期从事冰冻圈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多次参加、主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

　　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这是我的名字“大河”的由来。
　　1947年，我出生在兰州，此后的48年时光，是甘肃这片广袤的土地，和宁静宽阔的黄河水滋养着我。如果说祖籍山东带给我的是骨子里的豁达，那么甘肃则在悠长的岁月中将坚韧揉进了我的血脉。
　　我的专业是自然地理学，在很多场合，我多次这样推荐甘肃：甘肃位于我国内陆的核心地带，地处青藏高原、阿拉善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会处，受西风、东亚季风和高原气候影响，是典型的气候变化敏感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造就了波澜壮阔和瑰丽神奇的自然风光。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中国有哪个省域可以如此包容地接纳多种地貌和气候类型，让各类自然景观完美地呈现在一条狭长地带之上，甘肃一定是其中之一。从陇南的绿水青山、甘南的肥美草原，到敦煌的丝路风情，甘肃之美无与伦比！
　　我从小生在甘肃，长在甘肃，对甘肃的一山一水，都有特别的感情。因为地处大陆腹地，冰川融水滋养的绿洲造就了河西走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县域。这种以水共生的景观不仅呈现了甘肃的自然风光，更滋养了甘肃人特有的精气神。
　　甘肃在历史上就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她保卫中原、守护青宁、传播文化。而今，甘肃省更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资源、信息、文化东接西送的重要地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窗口。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孕育了甘肃人“牧马人”的英雄气概和“守关人”的精神典范，形成了甘肃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朴实无华的优秀品格。
　　我相信，心怀自然的人是极容易受到环境熏陶的。河西走廊、腾格里沙漠、祁连山脉，黑河、洮河、白龙江，大西北的雄伟、苍茫感让我对大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小学时，我写过一篇题为《长大要做探险家》的作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要让我的脚印，踏遍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于是，冥冥中我和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能进入中科院冰川所工作，谢自楚先生是引路人。记得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时，翻看过一期《地理学报》。其中，中国当代冰川学奠基人施雅风和谢自楚写的《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篇文章描述了中国现代冰川的美景，因受到气候、地形条件影响而形成，有着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这让我对冰川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当面拜见两位老先生，并期望能从事冰川学研究。这之后机缘巧合，我见到了谢自楚，那一次拜访我们相谈甚欢。后来，谢自楚很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没有人想搞冰川，都认为干这行太苦，秦大河却找上门来要搞冰川！”这一次的毛遂自荐，成了我生活的转折点。虽然，此后的生活轨迹与我的理想截然不同，但是心里的科研梦和冰川梦却一直没有离开过。
　　1978年5月，我被调进了中科院兰州冰川所。当时，我考研究生的一试也已通过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对冰川真正的研究。那些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我曾努力一一抵达，如甘肃祁连山七一冰川、川西贡嘎山海螺沟冰川、滇北玉龙山白水冰川、乔戈里峰北坡的K2冰川和音苏盖提冰川、珠穆朗玛峰的绒布冰川，等等。甚至在70岁以后，我仍无法停止远赴北极、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冰盖腹地进行野外工作的脚步。我超乎寻常地热爱着每一次科学考察。在别人看来这些地方充满艰辛、寂寞、危险，但是因为骨子里的热爱，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当别人问我什么时候不去野外，我都会说只要还走得动，只要不给别人造成负担，我就一直走下去。
　　生命本身就是一座不易攀爬的高峰，我们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最后的抵达做准备。1983年和1987年，我先后两次到南极冰盖进行冰川与气候变化科考。南极是每一个热爱冰川的研究者心心念念想要前往的圣地。因为这里不仅有着全世界最大的现代冰川，更因为它强烈地参与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能够深入南极冰盖腹地，进行实地考察，采集雪冰样品，我们就有了研究全球气候环境演变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心怀这样的信念，我在1989年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科学考察时，毫无退却，一往无前。
　　而今，距离那年南极科考已经过去了30余年，但是其中很多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在20世纪末出版的《我是秦大河》和《秦大河横穿南极日记》里，曾讲述了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暴风雪肆虐的莽莽南荒和在狂风中弯腰呻吟的帐篷，那一个个顶风蹒跚前进的考察队员和拉橇的狗队，每一帧记忆都是如此鲜活。我清楚地记得，踏上征途的第一天夜晚，6名队员藏起对前方未知的6000公里旅程的忐忑，举杯庆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时的情景；清楚地记得，在白皑皑的极地冰原上挖出的一个又一个雪坑，以及大风卷起的细雪打在脸上的冰冷和疼痛；更是永远记得，在终点和平站6名队员紧紧拥抱，为这场人类的勇敢探索而流下的欢乐、欣慰的泪水。
　　更为庆幸的是，我顺利完成了科学考察任务，带回了南极腹地珍贵的雪样和宝贵的科学记录。这是我至今想起来，依然尤感欣慰的事。在前行的过程中，我每跨过半个纬度就挖一个不同深度的雪坑，接着要观测剖面、测量雪层密度、硬度，并在雪坑里采集雪样，然后装入事先净化了的塑料小瓶中。因为白天要赶行程，采样工作只能在傍晚休整时进行。每10个纬度，要挖一个2米深的雪坑，在雪坑里每2厘米采集一次雪样，一个雪坑就有100个雪样瓶。记得在“不可接近地区”里，我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挖好一个2米深的雪坑。那里海拔高、缺氧，挖上几下，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等到我回到帐篷，手指已完全冻僵，笔都握不住。还有一次，救援飞机来访，飞机携带的“病毒”感染了我，我发起了高烧，考察队为此专门休息一天，以照顾我的身体。尽管在高海拔地区发高烧是极度危险的事，但同伴的鼓励和关心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如今想来，倍感温暖。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雪样和考察日记如同生命一般重要。在跨过极点以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精简装备。为此，在帐篷里召开了我们6位队员的“国际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做。同伴们忍痛割爱，掂掂这，掂掂那，惋惜地丢弃了许多东西。辛苦采集的珍贵样品，我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丢弃的。于是，我丢掉备用的衣物，又偷偷在枕头里塞满采样用的空瓶，把采集好的雪样瓶分装在三四个箱子里，带上征途。1994年，这一段经历被甘肃省话剧院排成话剧《极光》，我被给予很高的荣誉。现在回头想想，尽管曾因为这样的举动让自己身临险境，但是，如果重新南极考察时秦大河挖雪坑采样再来，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身为一个科研人员的本能。斯科特和他的科考队员在到达南极点返回的途中，在现今新西兰的斯科特基地遇难。人们发现他们的遗物时，看到雪橇上还有几十公斤的岩石标本。队员们是疲劳、饥饿致死的，但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们仍然没有舍得丢掉 那些标本。人在极端环境下，很容易甄别出生命的真谛，斯科特的精神就是我的信念，亦是我的追求。
　　今时，恰逢甘肃省政协为图书《人文甘肃》向我约稿，我再次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以及在甘肃的点点滴滴。在甘肃学习、工作和成长的经历，给予了我太多宝贵的财富。因为长时间在这里生活，我与甘肃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紧紧融合。在这里，我承袭了甘肃人豁达和坚韧的品格，找到了需要努力的方向，也获得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从专业上讲，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中国冰川学研究是从兰州的中科院冰川所走出去、走向全球的。而我，也是以甘肃为起点，走向世界的。这是深入骨髓的血浓于水的情感。
　　2019年，我获得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感动甘肃人物“陇人骄子”的称号，在颁奖晚会上，评委会给予我的颁奖辞是：“勇闯地球三极，你是一往无前的甘肃人；投身环保大业，你是守护家园的先行者。生态治国，绿色发展，你上下求索，只为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甜。”这让我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也自觉十分安慰。是啊，无论我多少年岁、身在何处，我都是那个生长在黄河边的甘肃人！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