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雁

　　20世纪初,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被发现。在5万多卷珍贵的文献资料中，也保存了我国许多传统中医学文献，共有50余卷，其中，医经10余卷，本草7卷，医方30余卷。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唐以前流传的中医学文献原貌，而且还保存了宋以后亡佚的医书。
　　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内容广泛，涵盖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及医药史料等方面内容。首先保存了宋代以后亡佚的中医学文献，主要是本草学（即药物学）和脉经学文献，包括《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食疗本草》《脉经》等。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传为神农氏所作，成书年代实在汉晋之间，共收药草365种，以符合一年的天数；南朝梁时，陶弘景又增补了后来发现的医用药草365种。《本草集注》是陶弘景为《神农本草经》作的注释，这两种中医学著作在宋代就失传了，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本草集注》，不但使人们重见和了解千年以前古籍的原貌，而且还可以订正后世本草著作引用《本草集注》时，断章取义所造成的讹误以及《本草集注》在药物分类、采治方法等方面的贡献。
　　《新修本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颁药典。唐高宗李治时，唐朝政府组织人力，由李勣、苏敬主编，共20卷，记载了9类844种药物，而且图文并茂，是唐以前药物学知识的集大成著作，但在北宋以后也失传了，只有日本保存了部分残本。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多件《新修本草》写本，弥补了日本传本之阙以及校订传本之误，也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第一部药典，比1542年颁布的欧洲纽伦堡药典早800余年，在世界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食疗本草》是一部食治本草专著，是唐代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孟诜原撰，唐玄宗开元年间精通医学的道士张鼎进行了补充，共收集药物207种，以专讲动植物的营养和药用医疗，是对唐代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原著在宋代以后亡佚，只能从北宋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本草》摘录中略知一二。敦煌遗书发现的《食疗本草》，收药26味，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药名朱书于首，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温、平、寒、冷四种），不注药味，下述该药的主治、功效、服食宜忌、单方验方，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修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食疗本草》的发现，一方面可以了解《经史证类本草》等引用取舍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探寻唐代食物疗效水平，是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
　　《脉经》是指敦煌遗书的《无名氏脉经》，也是一种佚书，保存了一些失传的诊法、药方和脉学理论，有方计13首，其中，有7首方剂记载详实，易于辨识，即桂枝汤、葛根汤、摩风膏、瞿麦汤、滑石散、平胃丸及前胡汤。《无名氏脉经》源于晋代医学家王叔和《脉经》,对考证王叔和《脉经》古佚医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可以与《黄帝内经》《难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脉学专著相印证，弥足珍贵。
　　敦煌遗书保存了唐以前早期医学文献，能较好地反映医经类著作古籍原貌，主要有王叔和《脉经》《五脏论》、佚名的《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平脉略例》《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七表八里三部脉》《青乌子脉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等，为《黄帝内经》《伤寒论》《脉经》等传世古医籍提供了重要的校勘依据，为《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古佚医籍的辑佚工作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还有《灸法图》《新集备急灸经》《灸经明堂》等灸疗和针灸专著，其中，《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绘有人体穴位的灸法图谱；还有气功、辟谷、石药服饵、疗服石药中毒、方术禁方、房中术、佛家及道家的用医方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医药学成就；还有医方文献，共发现1024首敦煌古医方，是隋唐五代医学家的经验医方，包括内、外、妇、儿、耳、鼻、喉、眼、口腔、皮肤等各科疾病医方；还有美容方剂，如面脂、面膏、乌发、洗发、香衣等；还有发现了少数民族医药文献，如藏医药文献，包括《藏医火灸疗法》《藏医杂疗方》以及古藏文针灸图等5篇珍贵的古藏医药文献，为研究藏族医药学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藏医学研究资料；还有于阗文的《医理精华》和《耆婆书》，是印度医学的代表。
　　中医学文献在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阴阳五行学说到以脏腑学说为中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从脉学诊断到内、外、妇、儿临床各科，从针灸到大量的古医方，从本草学著作到医事杂论，从古藏医药文献的发现到独具一格的道医、佛医的展示，极大的丰富了我国隋唐前后时期中医文献。这些文献，引发了中外学者研究兴趣，罗振玉的《开元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为敦煌中医药文献刊布之始。其后，王国维、李盛铎、唐兰、王重民、刘铭恕、向达、罗福颐、姜亮夫等中国学者与中尾万三、黑田源次、渡边幸三、小川琢治等日本学者，都对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进行了研究。如今，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已经收入到马继兴、罗秉芬等编写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