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赵逵夫　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负责人，我国著名楚辞学家、文献学家、先秦文学研究专家。

　　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时候，甘肃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但是怎样建设，通过什么步骤，从哪些方面发展，还不是很明确。2012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方针，并具体化为围绕“一带”((丝绸之路))，建设“三区”(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打造“十三板块”。这个战略规划既具体、明确体现了对甘肃文化源头性特征的重视，也包含了对甘肃文化融合性特征的关注。特别是侧重源头性这一点，可以说是抓住了关键中之关键。2013年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2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这不仅在甘肃的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全国文化建设方面说，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几十年来，我们在文化宣传和研究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突出的如敦煌学方面，但是对甘肃文化的源头性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推动作用关注得不够。国务院批复甘肃省提出的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计划，不仅为甘肃文化的发展、学术的繁荣提出一系列大课题，也为甘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认为今后甘肃的文化宣传和研究一方面要关注那些能够显示在全国有影响，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要素；另一方面，要关注那些能够把历史文献中零星记载的传说、遗址等贯穿起来的文化要素。也就是说，从哲学层面说，既看到整体性，看到很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也要考虑到相关文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才能从时间、空间两方面立体地、系统地展示出悠久而丰富多彩的甘肃历史文化，而避免传承、保护、建设中的失序、失衡、缺漏及历史展示中的相互抵触。
　　我认为甘肃在文化宣传研究和传承、创新建设过程中，有五个方面的文化要素应该重视。
　　一是以伏羲文化、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虽然说各种考古报告对史前遗址与出土文物的研究很多，对与伏羲有关系的“八卦”、《易经》的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联系有关文献记载，联系各种遗迹、遗址、民俗及上古民族史对史前阶段甘肃历史的综合研究，尚缺乏像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那样的力作。既不能简单地比附，也不能永远是文献与考古两张皮。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空白点，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要做全面、扎实的探索。
　　二是先周文化。弃是周人第一个男性始祖。据传统文献记载的周人活动踪迹，周人发祥于陕西中西部的渭水一带。从钱穆至当代美籍学者许倬云等部分有影响的学者认为周人起于晋东南，然后越吕梁山进入陕西境内。但这主要是从历史地名入手，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近几十年，在靠近甘肃的陕西长武县发现的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有居遗址约7000平方公里，墓葬230多座，又发现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及陶窑，还有铜器、卜骨、陶文。其年代当是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时间在文王的祖父太王公宜父迁岐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常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迹发掘述略》第484~485页）。
　　周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三千多年。20世纪中期，我们还看到很多人家的门上都贴“周公之礼”之类的文字，直到现在，周人在伦理方面、哲学方面的理论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思维、道德评价与社会生活。先秦一些文化原典，有很多都是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整理或形成的，如《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等，这些不是周人建国后突然冒出来的，而有其历史的根源。中国的经济是农耕经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基本是农耕文化，几千年来延续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渗透了农耕文化的特点。前些年，庆阳市举办“香包节”。我认为庆阳应以周文化、农耕文化为中心，大量的古迹、古代遗址及文献记载、民间传说、民俗现象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它可以把很多文化现象贯穿起来。我研究的结果，《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牵牛((即牛郎)的原型，就是周人的远祖叔均。所以，《牛郎织女》传说与牵牛文化、牛文化也是庆阳的文化亮点之一。庆阳宁县的早胜牛个头又高，力又大，它在周人农耕生产和《牛郎织女》传说中老黄牛形象的关系很值得探讨。仅仅一个香包不能体现出庆阳作为先周文明发源地的农耕文化内涵。2006年以来我多次向陇东学院和庆阳市有关同志谈过，均无结果。后来向省委宣传部一位家在庆阳的领导同志谈了，请他转告庆阳市长请予以特别重视。2009年我应庆阳市政府的邀请到庆阳去，给全市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学者作了“周文化、农耕文化应为庆阳文化建设的主题”的报告，又给陇东学院学生作了一次“牵牛传说与陇东农耕文化”的报告，同该校中文系老师座谈了一次。其间还在市领导陪同下参观了周祖陵、岐黄纪念祠和市博物馆等。我觉得庆阳的历史文化遗存确实十分丰富，底蕴很深，再大的荷包也包含不了。当年庆阳市即改“香包节”为“农耕文化节”，着力宣传周文化、农耕文化，而将“香包节”改为庆城区的文化节。这样一来，农耕文化把庆阳的很多事情都联系起来了，很多的遗址、庙宇、地下出土、风俗习惯包括香包习俗都联系起来了，而且都有了根源。他们也认为抓住这一点，就有做不完的课题，写不完的文章，文化产业方面可做的事很多。庆阳市文化建设近年搞得相当出色。
　　牛耕是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它不亚于工业革命时蒸汽机的发明。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很好地解决了人的吃饭问题。但牛耕究竟是什么时代产生的,,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范文澜认为是春秋时代，有人认为更迟。但《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说法也大体相同。这样看来，牛耕在周朝建国以前的周先公先王时代就已经使用。牛耕的发明同甘肃有很大关系，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大事件。
　　农业文明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所以先秦时的夏历不断被完善沿用到现在。我国古代星宿基本上是以部族、民族的始祖和有杰出贡献的祖先命名的。天上的牵牛星，就是我们所说的牛郎星，实际上是因周人祖先叔均而命名的。天上的方位也和地上的大体上是一致的，牵牛星就在离银河不是很远的地方。
　　我们常说的八卦和《周易》实质上也是周人文化的投影。我研究的结果，周民族早期用八进位制，我在二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八进位制孓遗与八卦的起源与演变》（霍想有《伏羲文化》）。八进位制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古代以八寸为咫，八咫为寻，倍寻为常；二十四铢钱为两，二十四两为镒，十六两为一斤；二十四溢为一升，十六斗为一庾；一天一夜分为十六等分，二八月日夜各八等分等。20世纪中期，中国用的杆秤还是十六两制，半斤是八两，这同上古时一寻为十六尺(咫)的情形一样。可以说，与八卦有关的先周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先周文化很值得挖掘。
　　三是早秦文化。秦人究竟发祥于什么地方，过去学术界一直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末，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先王陵墓群，出土了大量十分精美的礼器，其规模也相当宏大。根据近年研究的结果，学术界一致认为：秦人兴起于陇南，具体就在礼县东部、天水西南、西和县以北、西汉水的上游的这一片地方。西汉水和东汉水原来是一条水，就叫“汉”，大体在汉代时，可能由于地震的原因，汉水流到略阳以后不能够东行，折而向南流到嘉陵江，才分为两条水。实质上，西汉水的上游就是上古时代汉水的上游。
　　我们所说的银河在先秦时不叫银河，叫“汉”，有时也叫“云汉”“天汉”，多直称为“汉”。从汉代以后才开始叫“银汉”“河汉”“天河”，后来又叫“银河”。天上的“汉”是秦人根据汉水命名的。秦人发祥于汉水上游，他们就把因织做出杰出贡献的远祖女修以“织女”之名作为银河边上一颗最亮星的名，这就是织女星。《史记·秦本纪》一开头就说：“秦之先，帝颛项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女修是秦人的祖先，是以“织”彪炳史册的；大业是秦人的第一代男性祖先，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人物。大业以后的世袭是清楚的。女修以善“织”闻名。织也是农业文明的显著标志，它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解决了从事农耕的人穿衣的问题。所以，秦人把天河边最亮的星命名为“织女星”。织女星是零等星，最亮。牵牛星是一等星，是仅次于零等星的亮星。
　　秦人发祥于汉水上游，长时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西周末年，骊山之乱的时候，秦襄公救乱，把周平王护送到洛阳，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予岐以西之地。《史记·秦本纪》载平王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二十多年后，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史记·秦本纪》）秦文公打败西戎，秦人就占领了原先属于周人的岐山一带，即今陕西的岐山一带。这样，周人东迁以后剩下的老百姓便成为秦民。周秦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牛郎织女》的传说。这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传说。由这个传说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七夕节，而且这个节日一直传到国外，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有。日本不但过七夕节，还有吟咏七夕和牛郎织女传说的一千多首诗。秦人原来在汉水西边，周人在汉水东边不是很远的地方，这同上古时天象完全一致。
　　周人、秦人都发祥于甘肃。甘肃要抓住这一个文化点，不仅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会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甘肃应该对早期秦史和先周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进行认真的研究。
　　四是丝绸之路文化。丝绸之路文化以往我们研究得比较多，但有一个问题：丝绸之路的开通一般认为是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故只着眼于汉代以后的史实。实际上现在大量的研究事实证明，先秦时代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了。《山海经·北山经》载：“小咸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无草木，其下多玉。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这说的正是现在的青藏高原与甘新一带。“敦薨”即敦煌。当时说的“昆仑”，即祁连山，这在十六国时前凉酒泉太守马岌的《上言宜立西王母祠》中说得明白：“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祁连、和田都产玉，大家是知道的。中国古代对这一带地理状况已很熟知，说明河西走廊到新疆一带是畅通的。根据2007年5月16日《法制晚报》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考古与人类学家宣布，通过DNA检测，证实在我国新疆出土的“楼兰美女”是高加索人种。不仅是中国内地商人经过这一条路到了西亚以至更远之地，也有很多西亚、欧洲人到这里来，起到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丝绸之路在先秦时就已开通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的丝、丝织品流传到中亚、西亚、欧洲和古印度的时间都是在先秦时期。希腊语称中国为“ssiinae”或“sseress”，意为丝国((赛里丝))。另外，西方的一些东西也是在先秦时传到中国的。譬如，四川出士的三星堆文化中的铜面具、甘肃西和县发现的王杖等，很可能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此外，《穆天子传》所反映的河西走廊至新疆以西的地理知识，不能说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没有关系。因此，东西文化的交流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这样，我们研究的时间范围就大大加长了。
　　就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研究，也要突破以往交通、经济、民族交融等的范围，作各方面的探索。比如大家知道，古印度的戏剧成熟很早，在公元前后已产生了多幕的剧本。我国现存至今的戏剧脚本为产生于西汉末年的三场歌舞剧《公莫舞》，其背景为陕甘一带，而在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漆樽画上发现了关于这个剧演出的第一场写真画，说明这个剧本产生于汉代甘肃的可能性更大。存至今日被用来上演过的另一个脚本，即敦煌遗书中发现的《茶酒论》抄本，同样是在河西。可见中国戏剧的形成与发展也同丝绸之路有很大关系。
　　我们要进一步开拓丝绸之路研究的视野，更体现出甘肃对世界文化交流的独特贡献。
　　五是氐羌文化。氐人从哪儿来的，中国古代典籍认为是来自三苗。这跟后代大量的材料，及出土文献都不一致。因此西方有人说氐人来自里海，彩陶文化就是氐人从里海带进来的。这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西北大学的马长寿先生是中国20世纪中期民族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他的专著《氐与羌》指出氐人发源于甘肃南部，以仇池山为活动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史记》《汉书》以来史书记载的白马氐。后来杨姓氐人先后建了仇池国、武都国、阴平国。四川大学李祖桓教授和甘肃学者张维各有一本书都叫《仇池国考》。目前对仇池国等氐杨的历史文化研究尚不够。杨姓氐人属白马氐，他们的祖先神即刑天，三只眼。杨二郎、马王爷、白马爷都是三只眼，这些也都是氐人的祖先神。道教说的天庭四大元帅中，只有马元帅有天眼，可见他是以氐人的身份参加到四大元帅中的，反映着早期宗教中民族文化交融民族团结的因素。甘肃以“二郎”为山名、坝名的也不少。这方面也有大量民俗文化可以挖掘。
　　上面的五个方面的文化课题，如果抓得紧，进行认真研究，它们可以把甘肃乃至中国很多零星的文化内容贯穿起来。譬如，周文化的研究可以联系《周易》文化和伏羲文化，仅对伏羲孤立地来研究，其成果显然没有综合周文化、《周易》文化的研究好。如果把氐羌文化的研究联系秦汉西北少数民族文化、魏晋西北流民文化、十六国时期的前后秦文化、五凉文化等进行研究，会使甘肃的民族文化在全国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以上只是从整体性、系统性、源头性的角度谈了一些意见，并不是说对其他内容可不重视、不关注、不研究和开发。事实上，有些本来孤立进行的项目，实际也是与上面所说五项有关的。譬如石窟文化在甘肃省很丰富，分布也广，都有文章可做。西王母既可以从传说角度同牛郎织女传说联系起来，也可以从历史角度与早期丝绸之路文化联系起来，等等。当然有些确实与上面所说五个方面似乎干脆没有联系，如崆峒山、兴隆山和天水玉泉观的道教文化，这些也可以联系自然风光、文献与哲学研究，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一个内容进行研究、保护、开发，与上面所谈意见并不冲突。但如关注到黄帝问道广成子于崆峒山这一点，就不但不是没有联系，它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所以说，甘肃的文化大省建设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我们一定要抓住在全国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课题，根据省上“一线”“三区”“十三板块”的规划，以纲带目，以目带点，联成一片，又突出重点，不要把“一线”“三区”“十三板块”看作互不相关的区域划分，而要努力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推进。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