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徐兆寿　甘肃武威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共计500多万字。
 

一

　　十八岁之后，我就执拗地认为，我的祖先一定是马背上仗剑生存的。十八岁那年秋天，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天空变得高远，仿佛是被鹰的翅膀一下一下抬上去的。绿色开始撤退，田野上铺陈着一曲旷古的歌子。我不懂那大地之歌，我太年轻。顺着祁连山粗砺的北脊，一路向西，我第一次坐着火车，第一次看见在凉州平原之外，有如此浩大而旷古的风景。那是亿万年的光阴，始终不动，任何什么伟大的事件发生，也不过是在那里瞬间化为乌有。我是新鲜的光辉，闪动着翅翼。我来不及品味那时空，只是看到火车把大地和时间远远地甩向身后，就有一种莫名的眩晕。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那十八岁的眩晕，记得那莫名的兴奋与恐惧，记得那浩大的悲伤。
　　我去的是山丹军马场，是武威的邻县，实际上相距一百多公里而已。但已与我之前生活的平原两重天地。雪山、草地、碧蓝的水库、凉爽的山风、古老的被荒草盖住的丝绸之道。第一次知道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那里养马，并在那里与匈奴大战。据说，那也是汗血宝马奔腾的地方。原来，天马就诞生在这里。我出生的第二年，我家南边不远的地方，挖出来了一匹青铜铸就的马，人们称之为天马，因为它脚下踏着一只惊恐的飞燕，于是取名为马踏飞燕。那匹马的故事一直沉寂在我的生命里，现在它被激活了。但是，让我无限伤感的是，马场的人都说，汗血马早已消失，马场已经难以为继。我失魂落魄般地回到故乡。天马再次在我的生命里沉睡过去。
　　那一年，我生命中一个未知的世界轰鸣般洞开。原来我脚下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历史的细节与英雄的鲜血。它的辉煌曾经染红了夕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从一位汉民倾向于自己是一位匈奴的后代。我向往在马背上狂饮高歌，刀剑纵横，心藏正义。
　　二十岁，当我第一次在兰州看见黄河时，我失望之极。我久久地立于那可以横渡的河流面前，欲哭无泪。它与我十九年的期待相差太远了。我又一次感到天马不在的那种彻骨的荒凉。那一年，我写下很多文章，最多的主题是怀念英雄。
　　二十一岁那年，我写下很多诗，取笔名为“海子”。四月时分，诗人叶舟来到我的宿舍，告诉我，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在昌平卧轨自杀了。我便不再用“海子”这个笔名。海子就这样进入到我的生命里。他是最后一个想当英雄的诗人，但他自杀了。他是引导我真正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诗人。天马的失去，诗人的自杀，对于我来说，是那个年代最大的两个事件。那是一九八九年。
　 

二

　　2004年，我又一次造访山丹军马场。那时，我开始研究旅游。当地政府请我们几位专家去考察山丹军马场。昔日的草场已经成了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地。远望过去，盲目的花海从天边漫过来，一直粗暴地冲向祁连山的腰间。正午的阳光将祁连山上的雪峰映照得像一团被冰冻的光芒，在阳光下闪着寒意。一些羊群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像曾经战死的英雄的魂魄依然眷恋着这丰美的洒过鲜血的草场。那浩大的繁花先是让我无比地惊喜，但很快地，我就又一次陷入寻找天马的失意中。
　　马场已经彻底地衰落了。自从有了汽车、火车与飞机，马的存在就成了疑问。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现在拥有的马已经很少了。马的功能被工业消灭之后，就变成了卖血和卖肉的牲畜。她的血能用来制药，她的肉则供人类美味。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实。
　　当我坐着越野车在几个小时都跑不出去的油菜花海中奔驰的时候，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万马奔腾的古老景象。那时的马背上立着少年英雄霍去病和飞将军李广，可现在呢？多么广阔的一片草场啊，曾经是诞生英雄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被人欣赏的花海。马场和山丹县的领导都在极力想将其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后来，当我登上高高的焉支山时，我的耳边便想起那首响彻历史的悲歌：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那一刹那，我又被一种来自历史甚至浩荡宇宙的狂风顿时熄灭。我的思想突然间停止了。我不知道如何来消化这历史。只有悲伤是不够的。因为我的耳边立刻响起疑问：你为什么悲伤？
　　但我的确有种悲伤。在这座有生命的山上，匈奴人曾在这里载歌载舞，匈奴的妇女们曾在这里采摘胭脂。但我徘徊于焉支山上时，竟找不到一种花朵可供人施粉。
　　我仍然是被一种无名的悲伤裹挟着回到了兰州。开发那里的念头没有继续。后来我又去过那里数次，每一次，我都从永昌县的一些小路上直接穿行去马场。马场的路总是不平，车在颠簸中奔跑。远处是汉长城的影子。它立刻将我唤进古风浓重的汉唐岁月里。然后在扁都口去祁连县，至青海，进入唐蕃古道。文成公主的传说到处都是。悲伤逆流成为倒淌河，思乡之情幻为日月山。无边的油菜花是很多人的美景，我也以此来给友人介绍，但我每一次去那里，似乎不是为那花海，而是为着天马之魂。
　　在祁连山的那一侧，也是同样的景象。高高的大冬树山上，牦牛们垂挂在危险的山崖上吃草，我总担心它不小心掉下山崖。旅客们纷纷用相机拍下它们的剪影。就是没有马。没有了马，还会有英雄吗？
　 

三

　　后来我算了算，在我17岁那一年，也就是1985年，从我家附近挖出来的那匹铜奔马被学者和艺术家们认定是天马的艺术再现，并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但我不知道，在乡下没有人告诉过我。也许政府在尽力宣传，但我们自认为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不可能出现代表国家形象的宝贝，国家离我们太远了，国家大到几乎忽略了我们村子的存在，我们个体微不足道，所以，任何宣传都未进我们的头脑。
　　那一年，我上了武威师范。我骑一辆自行车从九公里外的乡下平原上，迎着金风来到武威县城。有一天，我们去了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地方，我第一次看见很多古老的宝贝，但到目前为止，我的记忆里非常奇怪地只剩下两样东西：一把生锈的宝剑，一匹空缺的铜奔马。那把宝剑后来我再未看到过，那匹马那天也未曾看到，因为马到国外展览去了。
　　我的心似乎动了一下，或许根本未动。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直到去了山丹军马场，我才知道，我家乡出土的那个文物就是传说中的天马。但在我的印象中，老百姓从未因这匹马而有任何的骄傲，至少我没听到任何一句开心的话。直到我上大学后，每次从兰州回到武威时，我才知道，荒原的凉州始终凝固着。它有一个自己的传统，人们在那个固有的文化系统里繁衍生息，自我循环。它与外界似乎不愿意发生联系，也少有冲动。那个时候，才对家乡的落后萌生出悲哀来。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武威的广场上开始建立起一尊天马的雕塑，那也许是武威动起来的时候。兰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也很快有了一个很大的天马造型。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武威出土的那匹天马代表了某种精神。我逢人就说，那是我家乡出土的。可是，我对它又知道多少呢？说真的，它对我来讲，是一个知识的黑洞。直到2010年，当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对天马文化进行研究时，我才发现一个悲哀的现状。这个代表中国向外输出的文化艺术形象，居然没有几个人去认真地解读它的文化内涵。天马文化的解读者始终都是几个具有乡愿情结的武威作家，它的文化圈还是凉州那片土地，中国一流的学者、作家都未曾去认真地解说过它。它曾远赴海外，它曾四处访问，它的艺术价值据说价值连城，但谁真正在乎过？谁曾解读过它背负的中华精神呢？但这样一个国家文化艺术形象的研究竟然是一片处女地。
　　也是在那时，我才认真地去研究为什么中国从周穆王到汉武帝一直都有一个关于天马的情结，为什么从武威出土的这样一匹青铜奔马能成为国家精神的象征？它到底象征什么？
　　对天马的研究启开了我对丝绸之路这条文明运河朝拜的第一步。我像浮士德博士一样，从书斋里走了出来，向西部逆行。我又一次发现，我所要面对的是荒芜很久了的丝绸之路的浩荡长河，是逆流而上。这条荒芜的大河，是中国在南宋之前甚至可以说是明代之前一条辉煌的精神之路。一路向西，海拔慢慢升高，而信仰也越来越纯。在那里，你先是发现被保存下来的民间文化和信仰，萨满教的影子随处可见；然后你会发现世界文化的几条大河都在那里汇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家文化、道教，它们在西北的边陲之地被命运之神保存着，涌动着，在民间焕发着不可思议的力量，等待着厚积薄发的新的文化命运；最后，你会在昆仑之丘发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地，那里诞生了西王母和创世神话，而据朱大可的研究，那也是整个世界神话的创始地。
　　站在西北民间的立场上，来看中国文化的未来，它们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热闹、繁华形成了巨大的落差。那条曾经背负着中华民族腾飞过的丝绸裹身的巨龙，在黄沙中睁开它难以捉摸的眼睛，打量着整个世界。当我在被视为荒原的西北大地上行走时，我不时地能感觉到它在苏醒，在发出低低的怒吼，在抖动身上厚厚的尘埃，在开始蠕动，我便不自觉地担负了某种使命。我知道，在如此荒凉的古道上，不止我一人在逆行，也不止我一人接受了神秘的使命。
　　从2004年至今的十年间，我不停地驱车向西，不停地寻找着天马的神韵和汉唐时代乃至上古先民的神迹。越是寻找，就越是感到那条道路上埋藏的众多秘密，也就越是痴迷。我与一些专家探讨，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肯定有交流的通道，于是，我从周穆王拜访西王母的传说中发现了玉石之路。后来，我发现，我的想法早就被一些学者印证了。但是，那些陶器从哪儿来？世界上最美的彩陶产生在中国，而目前发现的第一个制陶器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么，在玉石之路之前有没有一条彩陶之路呢？还有，在我与朱大可先生交流时，我们同时在想，世界上的神话有些是共同的，只不过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称谓上的变化，那么，在上古之时，有没有更为古老的文化之路，也就是神话之路呢？
　　虽然这些研究我都未能写成文章，我总是想以文学或其它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它，但是，这样的研究与玄想让我对这条大道越来越有了难以自拔的迷恋。今年，由于一些原因，它终于促使我开始书写，于是，我的第一站便选在凉州，而这个文明的码头的第一个文化符号便是天马。天马成为我开启丝绸之路的钥匙。我将研究的成果写成了四集纪录片解说词，我想告诉人们，天马代表了中华文化中最为浪漫最有神采的美学精神，那就是天马行空的哲学意蕴。
　　就在写完的那一天，我动身准备去北京。在飞机起飞的刹那，收到友人邱华栋的一条微信，邀我去新疆伊犁的昭苏采风。我通过手机在网上迅速查了一下，一行字赫然将我攫住：牧歌昭苏，天马故乡。
　　

四

　　乌鲁木齐的机场比兰州要大一些。我站在一个航线图上才明确地承认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它的国际性要比兰州大得多。它是中国向西发展的一个大港口，而兰州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码头。中亚乃至西亚的文化与新疆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的辽阔的版图，曾经是多少民族、文明相互交融的地域，此时可能是月氏，彼时又成了匈奴。而西亚的很多民族都可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在人类历史上，有两条文明的大河影响最大。一条是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非洲、欧洲流动的大河，由希伯莱人听从上帝的声音走出来的，它与希腊文明混同，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西方文明；另一条则是从东亚的黄河平原向中亚、西亚辐射的大河，由中原文明主导，混同佛教、伊斯兰教，最后形成了丰富的同样浩浩荡荡的东方文明。前一条道路至今未被命名，它也许在等待一个东方人为其命名，而后一条道路已经命名，恰恰是一个西方人李希霍芬命名的，这就是丝绸之路。西域是丝绸之路这条大河流经的主要流域。
　　西域，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个意象非常显眼。第一个是昆仑山上的西王母；第二个便是天马；第三个是佛教；第四个是伊斯兰教。除这些外，便是匈奴、丝绸之路、敦煌、楼兰等等。天马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时，正是西域最活跃的时候，那时有大小三十六国。每一国的兴起几乎都与他们所拥有的马有关。
　　在往伊宁的飞机上，我始终在观察伊犁的旷野、群山、草原。天山山脉仍然横亘在这片天地中，雪山从高空中往下看有些凄凉。那一刹那，我对飞机这个交通工具产生了厌恶。小时候，我们在晴天的早晨，总是向南遥望祁连山的雪峰，那是我们生命中最为洁净最为崇高的一部分。现在，它到了低处，我变成了崇高的那部分。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天山！天的山？可以与天比高的山？最接近天的山？祭天的山？要知道天在古代中国是多么重要的存在。在西北，几乎所有少数民族都崇拜天。有学者认为，天山是指祁连山。祁连山可能是匈奴语，确是天山的意思。也有学者认为，腾格里和阿拉善也是天的意思。还有学者认为，黄帝就是从天山上下来，征服了几个少数民族后才向中原地区进发的。因为那时都是游牧民族，将黄帝局限于一地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传说中的天山指的是我身下这座山，它原是多么神圣。它活在崇拜中，活在神话里，可现在……我突然想，黄帝时代乘什么马？
　　“时有神马出生泽中，因名泽马：一曰‘吉光’，二曰‘吉良’。”《轩辕黄帝传》里是这样说的。虽然此书出自唐，有伪作之嫌，但仍然可以玄想，黄帝之时，马已是最为神速的交通工具了。马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之一，是游牧民族最亲密的伙伴。如果说黄帝真的是从天山上游牧去中原的，那么，他所得之神马还是从天山这儿来的。
　　我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还没睡着，就到了。昭苏县委宣传部的小冉在那里等我和湖北著名作家陈应松老师。我们坐着小冉的车从伊宁往回走，那时已到晚上八点半了。随行的有他的爱人和岳母。他告诉我，部里没有车，让我们委屈了。不多久，我们开始爬一座山，但也下起了雨。小冉的岳母非常遗憾地对我们说，如果是白天，这座山可美了。我问是什么山。小冉说，乌孙山。
　　噢，这就是传说中的乌孙山，乌孙国不就在此吗？我的眼前立刻出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情境。乌孙国献上良马数十匹，汉武帝一看，大喜，赐名“乌孙天马”。难道这就是真正出天马的乌孙？
　　我一下也遗憾了起来。从《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可以看出，我出生的地方武威在汉武帝时代属于匈奴之地，据说现在的武威前身名姑臧，姑臧是匈奴人建的。其城址一说就在现在的地址，一说在民勤。两者相距一百公里。不算远。说明那时祁连山上的雪水非常丰沛，整个武威和民勤都是好的草场。在民勤还有苏武牧羊的传说，有苏武山、羊道等地。与武威相邻的张掖和更西的酒泉也是匈奴人的所在地。
　　再往前说，匈奴人来这儿之前呢？是谁在居住呢？有学者认为，先秦之时，张掖以东属于月氏人所居，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祖先是武威人的话，他们先秦时的先人便是月氏人。他们就曾放牧在山丹军马场。那时，乌孙国、月氏国也是西域诸国中的大国。但月氏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一些学者认为，月氏人属印欧语系。那就是说，我们的先人有可能就与现在的欧洲人同属一个祖先？我并没有想与欧洲攀附的意思。因为我想起2011年参加的永昌县罗马村的一个学术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来自永昌县的一些作家、学者们认为，罗马村人就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军团在西亚的战争中失败而逃难到中国，最后被安置在永昌的罗马人，他们列举了大量的资料，其中还有现在人的脸谱证据。但是，兰州大学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说法不科学，他说，当时在永昌、武威、民勤等地生活着月氏人，而月氏人就可能是印欧语系。我当时并没有去研究他的这种说法，可是现在我突然觉得，也许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曾带着从北京来的一些学者去永昌县考察。一路上，他们惊讶地看着迎面而来的永昌人说，这不都是罗马人吗？你看他们的头发、鼻子，看他们深陷的眼睛。在永昌县时，当时的县长接待我们时，学者们又一次惊呼：“县长，您的长相就是罗马人啊，您是从哪里长大的？”县长笑道：“张掖啊。”当他们惊呼的时候，我冲他们笑道：“我们这一带的人都长得这样啊！”我那样说的时候，我的心里也起了疑惑，是啊，我们老家那个村子里的人不也长得像罗马人吗？我的眼睛也有些深，头发是微黄的，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说我长得像外国人。年岁大一些时，我发现我的胡子也是黄的。难道我们也是罗马人的后代？显然不是。
　　然而，现在，我突然觉得月氏人、匈奴人甚至乌孙人也许就是我们的祖先。当然，这不能说生活在永昌县折来村的那些人就不是罗马人。也许恰恰是罗马人觉得生活在武威、张掖一带的人与他们有共同的一些容貌、生活特征后，就愿意留在那里。也许汉代的皇帝也觉得那些罗马人与河西走廊上的匈奴、月氏、乌孙人有某种渊源而将他们置于那里。这都是历史的悬案，谁也难以说服谁。可是，另一个共识倒是达成了，即广大的武威一带人与月氏、匈奴和印欧语系人种有天然的联系，不然，他们的长相为何如此相像？
　　难道这就是武威、张掖一带人总是往伊犁河流域迁移的深层原因？难道我这次来不仅仅是寻找天马的，还是来寻根的？
　　匈奴人将月氏人从广大的武威地区赶往伊犁河流域后，又将乌孙人迫至酒泉以西。他们在陇西最富庶的地方居住了下来。我们的血液里肯定也有匈奴人的一份子。那么，我们还能称自己是汉人吗？人类本来同出一源，后来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团体、部落、国家，有了不同的文化、信仰，最后这些不同的文化群体被我们今人命名为民族，同样，不同的民族又是在不断的迁徙中融合、混同。
　　霍去病首次打败匈奴人就是在这附近。武威就是汉武帝向匈奴和西域三十六国耀武扬威而定的地名，酒泉是霍去病首次破匈奴后将汉武帝赏赐的御酒倒在一泉水中，和战士们共同庆祝胜利而得名。那时的乌孙、月氏与匈奴之间与三国时的曹魏、蜀国、东吴一样，常常相互征战，又相互联合。在汉武帝快出生的前二十多年间，公元前177至前176年，在冒顿做单于时，匈奴进攻月氏，失败的月氏不得不迁至伊犁河流域。此后，匈奴又与乌孙合力再次进攻迁往伊犁河流域的月氏，月氏被迫再次南迁大夏境内。乌孙便乘机摆脱匈奴的控制，从敦煌一带迁往伊犁河流域。那是汉武帝出生前五年的故事。相比之下，水草丰茂的伊犁河流域比流沙之地的敦煌就富饶得多了，也辽阔得多。
　　这就是传说中的乌孙国了。《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是这样来记录乌孙国的：“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
　　这段简练的文字说明，乌孙国的地盘在当时很大，其首都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城，说明乌孙国至少是今天昭苏的数倍之大。
　　史书上，天马与汉武帝、张骞、大宛、乌孙、匈奴的关系最为密切。张骞第一次出国访问，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向。这是一次极为有趣的出行。他本来的目的是去出访月氏国，想与月氏国共同对付匈奴。那时的月氏国正好就在伊犁河流域，是强国之一。但他走到河西走廊附近，大概可能就在我家附近，就被匈奴人抓住了。他被送往王庭，也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附近。在那里，他被迫娶妻生子，待了十年。十年内，国际局势发生了大变。月氏国被乌孙国大败，去了大夏国的地盘。也就是说，乌孙国代替了月氏国的位置。于是，他后来从匈奴逃跑后，没有北上去乌孙国，而是经天山南麓，过和田，逾葱岭，来到了一个叫大宛的国家。
　　在那里，他看见了世界上最好的马——汗血马。这似乎成了他此行的最大收获。
　　他回来给汉武帝最大的信号便是，那里有一种叫汗血马的宝马，不但能日行千里，而且它奔跑时肩膀附近会流出像血一样的汗液，非常神勇。这信号仿佛今天所说的航空母舰一样。因为在那时，匈奴在军事上的最大法宝就是拥有良马。汉朝要胜过匈奴，马是首要的军事要素。
　　早在刘邦之时，汉朝就有“白登之围”的国耻，之后不得不与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并且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以换取边境的安宁。文景之治虽然使国家变得富裕，但并不强壮。还缺一样，那就是良马。16岁登基的汉武帝雄心勃勃，面对匈奴的欺侮早就意气难平。过了六年，在公元前134年的一天，22岁的汉武帝又一次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和亲。大臣王恢献上“马邑之围”的良策。血气方刚的汉武帝立刻采纳了这一计策，决定利用一位商人引诱单于到马邑，然后进行围攻，但这一计谋在半路上就被单于发现，而且大将王恢临阵脱逃，致使这一计谋失败。马邑之围的结果导致匈奴对边境的骚扰更加猖獗。
　　汉武帝的意气与匈奴的强势形成了对峙。他深深地知道，要打败匈奴，英雄良将是必须的，但战马也是必须的。于是，他将飞将军李广调至边境，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始养马。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养马。
　　就在那时，张骞回来告诉汉武帝大宛国藏着世界上最好的战马，即汗血马。汉武帝不禁又一次将头迈向西方。汗血马在世上并不多见，但它可以用来改良中国的战马。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种马，它是西域的精气神。
　　要得到那匹马，首先要扫清通往西域的道路。这进一步激发了汉武帝的雄心。当马匹养足的时候，汉武帝得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英雄：霍去病。英雄出少年。霍去病那时才十七岁。他随舅舅卫青直入漠南。那股青春的鲜血将少年及其率领的八百骑兵带入无法想象的神勇之境。那是英雄的荷尔蒙在草原上驰骋，如旋风般灿烂。他的胜利被鲜亮地载入史册。十九岁时，英雄已完全成熟，被拜为骠骑将军。他胸腔里的鲜血一直在往西怒吼，和汉武帝的胸腔产生了共鸣，于是，汉武帝迫不及待地命令这位天造的英雄率领骑兵向陇西驶去。汉武帝也许觉得是他的另一个自己出发了，他每天都登上长安的城关向西观望。
　　英雄不负众望。一剑挥去，他砍断了匈奴的右臂。汉武帝大喜，将凉州之西命名为张掖。汉朝的臂膀终于张开。
　　但那匹马仍然远在大宛，它的背上仍然空着，它仍然在等待一位英雄。汉武帝也许认为，他应该就是那位英雄。所以，在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就立刻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的目标是乌孙国。张骞也深知英雄之心。他回来时带回来数十匹好马，汉武帝大喜，命名它们为“乌孙天马”。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