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堂

　　王开堂 甘肃清水人，1955年7月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曾任甘肃省张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张掖市委员会主席。
　　第一次走进河西走廊，我看到沿国道312线有一段段并行的土夯墙，时断时续，绵延不绝，显得荒凉而破败，经询问才知道，这就是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等一同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中国万里长城其中的一段。
　　河西走廊的长城给我的第一印象打碎了我多年的向往，心目中那种雄伟、壮观、辉煌之类的想象轰然而溃，其如旧时大户人家的院墙一样，十分平常。后来，我对张掖周边长城作了一些考察，游览了嘉峪关、八达岭、山海关等著名长城段，并阅读了相关资料。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我对长城的认识和了解开始逐渐加深。
　

长城，一道沧桑的“边墙”

　　长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原本是由历代王朝修筑的许多段小型城墙连接而成。2000多年来，雄峙于中国北方大地，横贯今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也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半岛的若干地区。它是一道永远不可忘却的古墙，承载了无数的国家荣辱、民族伤痕和历史阵痛，折射着中华民族
　　数千年的苦难和曲折。
　　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可以看到，绵延万里的长
　　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按照“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原则，创造了由夯土、块石、片石、砖石混合的结构；在
　　沙漠中利用了红柳枝条、芦苇与砂粒层层铺筑的结构。如今，在甘肃的玉门关、阳关和新疆境内仍保存着2000多年前的长城遗迹。
　　央视曾多次拍摄并播出有关长城的大型纪录片，其先进的影视技术将中国长城文化的精髓诠释得生动、透彻，且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对长城的前世今生进行了生动盘点。我每一次看这些纪录片，都会被那些宏大壮阔的画面深深震憾：长城并非只是一段过时的历史陈迹，它的魂魄仍旧传递着中华民族行进的气息。

古墙，难以承载的历史厚重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别家丈夫团团圆，孟姜女丈夫修长城……”这是我国流传甚广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民歌，千百年来，这首传唱的民歌故事印证了修建长城的艰辛和不易，也道出了底层百姓对繁重徭役的怨愤。
　　自西周时期开始，修筑长城就成为历朝历代一项浩大的工程。
　　公元前9世纪，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以作防御，形成了长城的雏形。到了公元前七八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相互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的需要，在自己的边境上开始修筑长城，最早修筑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长城。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最大，为了防守领土，楚庄王依据地形修筑了一系列防御性的“方城”，城与城之间，有的依险而建，有的用一道墙把几个城连在一起，总长度达1000多里，形成了对邻国的防御态势。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相继效仿，陆续在自己的疆域修筑长城以自卫。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米到一二千米不等。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区别开来，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灭六国诸侯，统一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纷争的局面，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统一国家的大业。为了防御北方匈奴民族的侵扰，巩固帝国的安全和生产的安定，秦朝便开始大修长城。除了利用原来燕、赵、秦部分北方长城的基础之外，还进行了增筑扩修，西起临洮，东止辽东，蜿蜒一万余里，从此便有了“万里长城”的说法。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的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20，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在秦始皇时已被肯定下来，司马迁也将其写入《史记》当中。之后的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效。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如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却甚是平缓，可谓易守难攻；有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是巧夺天工。张掖境内的东大山、黑河也曾作为防御工程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秦始皇以后，凡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10多个朝代。除汉族之外，许多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也曾修筑长城。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长城的修筑时间持续了2000多年。
　　如今，在河西走廊最多见的是明长城，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大部分长城保存尚好。这些长城均在本地取材，夯土修筑。残高和下部宽度都为三四米，顶宽为1..5米，至今仍坚固厚实。明长城与现今的兰新铁路和312国道并行，横贯河西走廊。尤其在山丹的峡口到新河一带，高耸的城墙非常壮观。新河口南面约2里地处，在一处城墙壁外侧又竖立了一道城墙，两墙并行几百米，交汇处有一座七八米高的墩台，这在明长城中十分罕见，构成了山丹长城的一个奇观。
　　

长城，两大文明形态的冲撞与融合

　　长城，这项持续了2000余年的浩大工程，究竟该给其怎样的评价呢？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还是底层百姓的苦难？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一项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一座高大的城墙就足以将正面奔袭的骑兵挡在城墙之下而聚歼之，并且能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代造出规模如此恢宏的防御工事，这种魄力和气势，放在今天恐怕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战争烽烟造成的百姓苦难也是令人发指的。此外，长城的修筑还牵涉到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冲撞，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来评判其是非功过。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尽管历史环境不同，但统治者对长城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把长城视为守家护院的一道“围墙”。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由于处于西北苦寒之地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江山，便修建了第一条长城。当时，他并没有把长城作为安心享受的屏障，而是当作一个对付骑兵的要塞使用。其实，在战国时代，靠北边的几个国家都修筑了几段这样的城墙，而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它们连接起来并加长加固罢了。后来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初期是积极反击北方的匈奴。但当时由于连年征战，连皇帝出行想要寻找相同颜色的拉车马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大量的骑兵部队了。所以，当他以疲劳的步兵来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时，就注定了其反击的失败。之后，他便只能下令加长加固长城。再后来的历代朝廷，都要拨出专门经费来继续修建长城。一道绵长而坚实的长城就这样形成了，这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难逃物极必反的命运，人们对长城的利用也一样。例如，最热衷于修长城的明王朝，从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采纳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派大将军徐达沿北方边界大修长城，以防退居蒙古高原的北元军队进犯，因此在北魏、北齐和隋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并增建烟墩、烽燧、戍堡、壕堑等，局部地段将土墙两边包上砖墙。天真的明太祖认为，修筑起长城就能像秦汉时期那样有效地遏止和阻隔蒙古人的骚扰和进犯。殊不知，此时非彼时，明王朝与北元在力量对比上远逊于以前秦汉王朝对匈奴的优势，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明初到永乐年间，明朝与蒙古部落之间多次相互操戈，但始终没有力量彻底消灭蒙古各部，不战不和的状态持续了很久。至明朝中后期，因朝廷内部的动荡和腐败，无心统一对外，致使军事上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其中，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之变”和嘉靖年间的“庚戍之变”，其惨痛的恶果对明王朝是刻骨铭心的。消极防御、闭关自守的明王朝，尽管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万里长城，却终究无法抵挡剽悍、勇猛的蒙古骑兵的南下。
　　万里长城未能保住大明江山，清朝以后，长城逐渐成为历史。当然，长城演变为历史遗产也有一个过程。清初，朝廷也曾重视过长城，顺治初年还曾在今蒙古和青海各地设置镇、卫所等军事建置，设总兵统领。康熙皇帝在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和后方动乱之后，社会逐渐趋于稳定，他便开始实施“怀柔”政策，认为治国之道不能只依靠关隘及武功，而更应注重“德化”，强调“以德治国”“因俗而治”，用统治思想的办法代替浩大的长城工程：康熙对秦始皇劳民伤财筑长城的行为很不以为然，曾作诗曰：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古老的长城是北方和南方两种思想的撞击，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的撞击。它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结晶，但也是固步自封的象征。它是我们的骄傲，但也是我们的耻辱。历代王朝想通过一条一万多里的长城，把中原大地相对稳定的生活与战乱隔绝开来，他们不再崇尚进攻，只想守住固有的财富，但最后却被不断的外来文明征服，匈奴人、突厥人、辽人、金人、蒙古人、满族人……这些游牧民族相继突破长城，进入中原。胡人汉化、胡汉交融，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无论长城两边发生了多少次战争，无论塞内塞外战争烽火如何蔓延，中华民族的文化却是同根同源，这也是华夏5000年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
　　长城，如同一条巨大的纽带，既见证着千年时空，又融合了多元文化。虽然，如今它是寂寞的，但其骨子里依旧流动着中华文明，沉淀着民族精神。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