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义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从此以后，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种激动而又自豪的心情就会溢于言表。五星红旗家喻户晓，但对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大家了解的并不多。
　　1917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曾联松出生在滨海小城瑞安一个并不富足的书香人家。这是一个山清水秀、工商繁荣、文风昌盛、名人辈出的地方。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先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处工作，后来调到了南京的“导淮委员会”。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粗识文字。
　　曾联松小时候住在瑞安城内水心街14号的三间轩房里，那是从亲戚家租来的。1932年冬，16岁的曾联松从瑞安初级中学毕业后，来到了南京的父亲身边。次年他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曾联松调至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工作。是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经周恩来审批、新政协会议筹委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曾联松从《解放日报》看到了这则启事后，激荡的心情一下子被撞开了。他从商店买来纸笔，开始了每天的剪贴和构想。一天午夜时分，他望着满天星辰，突然有了灵感，他先剪了一个大的五角星，然后又剪了几颗小的围绕在大的身边。大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应该是几颗呢？他又想到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曾经指出的，人民包括四个阶级，那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红旗上的图案便有了初稿。接下来，便是五星放在哪里的问题了。放在上端，重心不稳；放在中间，比较稳重，但天地不够开阔；分开放，没有凝聚力。当他把五星挪到旗面的左上方时，顿觉视野开阔，五颗红星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而又辉煌。
　　曾联松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稿，一份留在家中，一份于8月中旬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委会。9月25日，这个在全国3012份应征稿件中被编为第32号的五星红旗图案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旗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1950年，曾联松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5年后，曾联松担任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委员。198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向曾联松征询国旗设计原稿收藏，他立即寄去，没要一分钱。1985年11月，曾联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离休，享受局级待遇。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之际，曾联松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18天后的10月19日，曾联松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骨灰先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后于2004年9月正式入葬上海嘉定长安墓园。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剧作家、电影《共和国之旗》的编剧王兴东1998年走访过他的家后，曾有这样的描述：“从五光十色的繁华街道，一下子落入暗淡清贫的小屋，似乎产生了种莫名的失落感。曾家在三楼，一间房和一间阁楼。家里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只有两张坐久的藤椅在。除了门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
　　是的，曾联松真的没有张扬过，从来不以国旗设计者自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人们不会忘记曾联松。浙江瑞安，这座让曾联松度过童年少年的城市，在外滩建了一座“曾联松广场”，曾联松铜像坐落的花岗岩基座上，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字样，侧面即是曾联松生平。无独有偶，在他早年就读过的母校瑞安中学，也有一个与曾联松相关的纪念场所——“国旗园”。走进百年名校瑞安中学，沿着草坪间的石径小路，穿过树荫，迎面而来的是一级级登山的石阶。山腰处，一块平整的山坡被辟为“国旗园”，曾联松的石雕像在青松翠柏间挺立。石雕为曾联松的半身像，以他设计国旗年代的照片为蓝本，手握铅笔，凝神而思，背景为五星红旗造型。石雕前绿草成茵，安放着青石纪念碑：“曾联松(1917—1999)，1932年瑞安中学初中毕业，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44年至1946年任瑞安中学教师。1949年7月，响应全国政协筹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号召，设计了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