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徐兆寿 1968年3月生，甘肃武威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文联第六届主席团副主席。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委员会主任、《当代文艺评论》主编。
　　

意 气

　　李泽厚在《盛唐之音》开篇就写下一个小标题：《边塞、江山、青春、李白》。他用这四个关键词来解释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盛唐特征，似乎再恰当不过。与许多人一样，他一眼看见了唐朝气象万千的诗歌。它们像天边的霞光一样，金光万道，一泻万里，那样耀眼而辉煌，几乎遮蔽了其他艺术。云端上，站着那个手执长剑、纵情高歌的诗人李白。
　　人们都说，唐朝流淌着一股强烈的意气，那股意气就挥霍在李白身上。似乎整个初唐的理想、抱负，盛唐的豪情、才华，都天赋般地浇铸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只要脱口而出，便是灿烂诗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载，当唐玄宗读到李白的诗时，惊呼天下竟然有这样高蹈通脱的天才诗人。在李白上殿时，他忘了自己皇帝的身份，赶紧从龙椅上跑下来拜见自己心中的明星。可是，天下之大，盛唐之强，就是容纳不下这样一位诗人的大才，他只好靠酒来排遣，仿佛大醉才能使灵魂稍稍安静一些。但他哪里知道，酒里面藏着另一位神，于是，在酒神的激励下，这位天才诗人便被赋予伟大的浪漫精神。“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粉丝杜甫对他的描绘。他对众生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众生欢呼。他又对着明月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然后，他与明月舞蹈，对影成三人，舞着舞着，悲从中来，然而，即使是忧愁，也是那样壮阔无比、豪迈动人。他对着众人慨叹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对着整个洪荒之宇宙高声唱道：“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如此伟大的才情，古今中外，恐再无人能比。
　　1000多年之后，西方有个叫尼采的青年，热情歌颂了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当尼采的颂辞传至中国后，人们发现，李白不就是那个酒神的化身吗？李泽厚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还说，那股意气同样也流淌在中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那哪里是今天所说的“中外交流”之路呢？那是边塞之陲，是“烽火连三月”的战场。在那个诞生伟大诗人的时代，诗人们并不甘心只做一介文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几乎伟大的诗人都是有着战争经历的“战士”，即使没有去过战场的人，胸中也鼓荡着猎猎旌旗。因而在盛唐诗歌中有着武士的精神，似乎藏着一把锋利的侠义之剑，随时都有可能拍案而起，惊心动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边塞诗就此点亮了丝绸之路。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们替那些英雄立言，为那些英魂立传，何等悲壮！“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多么豪迈而又壮烈！没有一丝悲伤，没有一点悔意，有的是浪漫之举，有的是豪迈之情！这就是盛唐，这就是青春的盛唐。也只有青春，才能写下如此壮美的诗行。
　　

相 会

　　当那个青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向西挥进的时候，她同时也敞开心胸，迎接西天的云彩，那是关于信仰的五彩祥云。从两汉开始，这条充满战争、冒险，当然还有温情、互助的道路上就不时走来佛国世界的使者，而中土圣贤也不断向西求经。他们与诗人们擦肩而过。诗人们重视的是世俗世界的功名：“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们重视的也是现实的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所以，他们混迹于西行的大军之中，在功名与红尘中留下响亮的俗名。而佛国世界的声音是那样神圣、安详，要高于一切世俗。那些佛国世界的使者重视的恰恰是诗人们轻视的灵魂、死亡、德行以及永恒。
　　他们命运交错在那条用生命开启的崭新的丝绸之路上，一个求名，一个传道。在那个时候，诗人是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而那些传道者呢？他们也许还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但是，如果用今天流行的班达的知识分子标准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精神来衡量的话，情况恰恰相反，那些诗人们只能算是流行的知识人，而那些大德高僧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班达的心目中，那些担负拯救人类命运并愿意为此而牺牲自我的传道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等是也，自然，鸠摩罗什、玄奘、法显以及乐僔、朱士行等人亦是。在萨义德的精神世界里，只有那些远离权力并关心民生疾苦、直面社会人生的人，才是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有那些站在世俗名利对立面的高僧大德，才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少数人，永远的少数人。但是，他们在人间开掘的佛窟是供千万人礼拜的圣殿。翻过帕米尔高原，在龟兹，在于阗，在吐鲁番盆地，天山南北矗立起无数信仰的殿堂。然后，一股比青春更为理性、比名利更为崇高的神秘力量顺着丝绸之路向中土挺进。
　　两股力量相会在一个地方——敦煌。诗人们屡屡写到的玉门关和阳关是敦煌的两个门卫。敦煌是那时中原通往西域的最后一个开放的大城市。所谓“西出阳关无故人”，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人把当时的敦煌比作今天的深圳或广州，全世界的风云都在那里经停、汇集，而敦煌也成为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个港口，自由、开放、包容、丰富是敦煌的特点，敦煌的地位由此而显现。
　　如果说凉州是诗人们喜欢的大都市，那么，敦煌莫高窟便是修行者的天堂。当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益等赴边塞的诗人们聚会在凉州，尽情地欣赏西凉乐、龟兹舞，依偎胡伎，并在葡萄酒的刺激下斗诗比才的时候，一群和尚便在三危山下开凿佛窟、描绘佛像。世俗的景象越是繁华，信仰的景象也就越是壮丽。河西走廊的两端慢慢在升高，一端是边塞诗情世俗凉州，一端是佛教圣地西域敦煌。
　 

光 彩

　　莫高窟被高高举起，在唐朝发展到了鼎盛。那时，凿窟和造像成了官方的行为，而个人的信仰和功德变成了另一个方式——抄经。抄经被认为是礼佛的几个重要方式之一。当佛教走向民间的时候，抄经也就成为民间最崇尚的活动。这种方式直到今天仍然在流行，当孝子要为双亲积德或赎罪的时候，便会抄写《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对于修行的自己来讲，那就更是公功德无量了。于是，出于对未知的轮回世界的期望和对现世人生的救赎，凡有觉悟者都可以抄经，有能力者也可在洞窟画壁画，甚至画供养像。民间的信仰浩浩荡荡，无穷无尽。一时之间，莫高窟成为佛教圣地。
　　今天藏经洞里发现的那些经卷大多不是出自名家之手，那些壁画也没有留下名家的姓氏。唐代那些成名的画家未曾留下他们在莫高窟供佛的任何记忆。一切迹象表明，伟大的敦煌莫高窟是一座民间信仰的殿堂。
　　在信仰的世界里，那些声名赫赫的边塞诗便太俗气了，简直不值一提。绘画、书法、诗歌相比佛经而言，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佛的世界无须那些雕琢。所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5万多件藏品中大部分都是经卷。
　　然而，当佛法世界渐渐没落，世俗世界渐渐显赫，尤其是近代以来各种学术、艺术纷纷兴起，莫高窟的意义便又在这些枝叶上焕发光彩。
　　在斯坦因发现敦煌时，他眼里看到的大部分是佛经、佛像。当常书鸿、张大千发现敦煌时，眼里全是敦煌壁画。书法家后来提出了敦煌书法，文学家提出了敦煌文学，语言学家在这里看到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文字。那些天文、历史、地理、医学、民俗、方志、诗文、辞曲、方言、游记等方面的文书，则成为诸科学者所要深究的绝世文字。学者们将它们称为敦煌遗书，视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那条曾经荒芜的丝绸古道又开始热闹起来，又有了朝圣者的身影。与唐朝不同的是，那些身影多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学者、画家甚至官员，真正朝佛者寥寥无几。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热兴起，一时之间，敦煌成了中国西北最为耀眼的文化符号。高铁穿越戈壁沙漠，直接通到敦煌脚下。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可坐着飞机直达敦煌。
　　现在，当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旅游者簇拥着三危山上的莫高窟时，我们无法想象，在佛的不可思议的万劫世界里，这些众生到底是有缘人还是无缘者。我们也无法确证，当有情众生在倾听一个个佛教故事时，他们是否感受到了灵魂上的震颤。
　 

劫 难

　　如果说汉武大帝凿空西域、开疆拓土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少年，那么，被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便代表着中华文明的青春。他们共同用激情、梦想和青春的荷尔蒙打开了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通道，这就是后来被一个德国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有一个叫玄奘的和尚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千姿百态，写下《大唐西域记》，为那些文明留下了记忆。
　　在这条路的另一端，曾经有另一个少年怀揣着古希腊的激情、理想和野蛮莽撞开凿着一条未知的道路。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二百多年后，在世界的东方，站着另一个少年。他最后也埋骨于丝绸之路的另一端。
　　2000多年之后，有一个青年怀揣着亚历山大的梦想，同时又怀揣着《大唐西域记》，跋涉在漫漫丝路古道上。此时的古道已经繁华尽逝，千年前人类青春的梦想早已沉埋在黄沙之下，但他决心要揭开历史，重现青春中国的容颜。
　　这个人不是中国人，是一个英国人。他从西方而来，一生未婚，像一个和尚。过去从西方来的都是传道的和尚，身披佛衣，心怀善念，现在，从西方来的人被称为知识分子，身披文明的外衣，干起盗贼的活来。
　　公元19世纪下半叶，衰老的中国遇到它最黑暗的一夜。在北京，一伙强盗用枪点燃了一支火把，圆明园的烈火竟然照到了1000多公里之外的西部边陲。敦煌藏经洞在冥冥之中被照亮了，被王道士昏沉的双眼发现了。它还照亮了那个英国人的内心，于是，他匆匆赶到敦煌。
　　于是，敦煌被世界以文明的形式打劫。于是，敦煌以碎片的形象向世界打开。于是，全世界都发现，青春中国的容颜就刻画在高高的敦煌。
　　于是，衰老的中国目击了自己青春的容颜，也目击了伤心的敦煌。在敦煌脚下，在青春中国的面前，一群无奈的知识人伤心欲绝。100年来，那场劫难变成了中国的伤心史；100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挣扎着从那里站起来。
　　必须得站起来，必须得重新像李白那样挥洒青春的激情。
　　

因 缘

　　佛教在释迦牟尼时代诞生，形成第一个兴盛期。几百年后在印度孔雀王朝兴盛，播向世界，是第二个兴盛期。又是几百年后，佛教内部派别林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思想混乱，信仰丧失；一个叫龙树的人从东海中发现几百部佛经，并带到世间，这便是在北印度诞生的大乘佛教，这是第三个兴盛期。佛的脚步在一步步东移。又是200多年后，一个叫鸠摩罗什的龟兹和尚将大乘佛教带到中原，并在长安大兴佛法。佛教终于在中国又一次兴盛，并逐渐地本土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第四个兴盛期。而第五个兴盛期始终未曾到来。
　　中国道家云：祸福相依。佛教则认为，劫是所有六道轮回中的有情众生不能回避的命运，每遇一劫便可能是重生，也可能是下地狱。修行之人，劫后将重生。佛陀灭世，也算是一劫，但其舍利分发八国之后，便是伟大的再生。到了阿育王时期，据说又将舍利分发至八万四千处，建八万四千座佛寺，此又是伟大的传播。现在，佛再将自己的经卷以遭受劫难的方式传播至西洋和整个世界。
　　事实上，佛教在英国的传播与斯坦因有很大的关系。18世纪末，当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人自然就开始关注并研究印度的佛教。100多年过去了，佛教的研究以极其缓慢的脚步进行，甚至说停滞不前。但到20世纪初斯坦因将其在敦煌莫高窟以及中亚所盗的佛教经典在欧洲展出后，在欧洲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学者才开始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产生极大的兴趣。正是学术的影响，又一次打开了佛教传播的大门。英国的佛教就是从那时开始传播，成立协会，产生了第一个沙门。又是100多年过去，最近，英国教育法修正案出台，将佛教列为中小学正修课。佛教真正开始走进欧洲人的心灵世界，与其他宗教一起，成为欧洲人灵魂的归宿。
　 

重 构

　　20世纪初，中国与欧洲一样，经历了一个从神学时代转向人学时代的过程。神学时代需要以宗教、巫术等感性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来维系，而人学时代则需要以科学、技术等理性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来建立。一个以西方的现代性思维为主体的精神大厦在中国大地上慢慢矗立。
　　月亮从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的虚拟意象中被解构，成为一个物理空间中靠太阳发光的贫瘠的星球。月亮上没有嫦娥、玉兔，没有被惩罚的吴刚。人类的很多美好的幻想与寄托化为悲伤，神话就这样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泰戈尔曾经不无伤感地说，他宁可要一个充满幻想并可以圆缺的月亮，也不愿意要一个被证实了的实在的冷酷的月球。但祛魅化是整个20世纪人类世界无法遏制的潮流，于是，古典时代的审美体系被解构了。一个充满爱与善、光明与黑暗交替的世界顿时消失，而一个无所谓善恶、光明与黑暗，也并非大善大爱者所掌控的无常世界降落于人世。
　　当人们走进佛殿，看着佛教经变画上的经典故事，就像在看电视剧里的故事。很多人都在仰首观看那些唐代的壁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颜料是用什么做的，斯坦因是如何盗宝的，而王道士又是如何贱卖国宝的。然后，他们又匆匆去了莫高窟旁边的鸣沙山，面对那沙不填泉的神奇发一阵呆，再听一科学解读，便匆匆离开了。
　　今天的莫高窟不再是一所敬佛礼佛的圣殿，而是一所壁画艺术的实验室，是一所学术的图书馆，更是一个可供观赏的文化场所，古老的神圣之光逃遁了。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我曾坐卧在敦煌的鸣沙山上，远看着茫茫荒野，向世界发问，今天的世界不正是一个物欲横行、学说林立的时代吗？与龙树菩萨诞生时的佛教世界不也一样吗？我们还需要重新构建全新的精神世界吗？今天面对全球化困境的世界何尝不是一个正在涅槃新生的灵魂？
　　此后几年，国学热在不断地升温，我也曾数次拜谒敦煌，每一次都在想，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力量的佛教，今天能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我们又如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构和强固我们的精神家园？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