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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河西宝卷
2023年09月22日
字数:4,350
版次:03

程国君




  程国君 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助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著有《新月诗派研究》《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当代台湾女性散文创作论》《新诗美学范畴与诗美艺术》等著作,参编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多部。

  四、“因果故事”及其文体特征
  宝卷是一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文学及其通俗艺术文体形式。在明清世俗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李瓶儿等人请人在家中演唱宝卷以消遣,说明这种艺术形式很早就存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等文学史编著,就已经把它列入文体和文类的范畴。进一步说,宝卷由变文演变而来。对此,学界尽管有争议,但只要我们通晓这两种文体——敦煌变文和河西宝卷,将其变文的《伍子胥变》《秋胡变文》与宝卷的《仙姑宝卷》《苦节图宝卷》比对,对此结论便必然会信服。综合考察,宝卷这种文体有三个重要形式特征,一是文本结构形式的综合性。流传较旧的古宝卷《仙姑宝卷》《达摩宝卷》《苦节图宝卷》和反映近现代生活的现代宝卷《救劫宝卷》《姊妹花宝卷》(上下部)、《沪城奇案宝卷》)的6个具有代表性的河西宝卷和一部《凉州贤孝曲》(该书附录收集展示了这几个文本)的文本构成,就充分地显示了这些特征。二是叙事性。宝卷以因果故事为主,或者由这种故事转化而来,叙事特征很明显,因为除了《观音宝卷》《达摩宝卷》《湘子宝卷》等纯宗教宝卷外,民间大多宝卷都演绎因果故事,叙事性是其首要特征。三是叙事的程式化,甚至存在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特征。换句话说,宝卷故事形式如同普罗普分析的“神奇故事”,大都有重复单调的故事构成形式。这对于中国的讲故事传统及其相关的叙事探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是我们不能小觑和疏漏的。
  第一,作为一种讲唱文学及其脚本,宝卷的形式构成独特而复杂。比如上述的《达摩宝卷》等,就基本上包含了“导语”、话本式叙事方式、韵文式叙事、古典诗、词、曲、令、诸宫调、五更调唱词、谒语、格言、顺口溜等诸多复杂形式。这些形式品类很复杂,有些也相当精彩。一部宝卷的构成元素,大体上由以下成分:1..子构成开头的引诗;2..正文的韵、白故事(叙事);3..过渡的引诗和词牌;4.正文中的大量唱调(音乐);5..“品”、章一些宝卷的章节分类;6..谒言、谶诗等;7..教义及其经典语录等。它们是僧侣和基层“读书郎”的创造,极有形式感,并且又包含诸多艺术及文体品类,充分地反映了宗教艺术和民间通俗艺术的叙事智慧。因此,就形式来看,在中国的所有文化、文学及其艺术形式中,宝卷是以其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以因果故事这样的生动的艺术形式最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一种复杂的艺术形式。
  宝卷叙事的这一特征,不同于传统的话本、小说,也不同叙事诗,更不同于音乐、戏剧等过程性叙事艺术,相反,它把它们进行了综合化处理,高度融合了它们之间的可用因素,从而形成了它的“这一个”的典型性形式特征。就是说,宝卷叙事的这种独特性在于,它首先吸收了传统小说、诗歌叙述与音乐、曲艺叙述三种叙述之长,以简单的加深性重复来完成一个因果故事的叙述。这种叙事特征既强调了因果故事的故事性特征,又强化了它的抒情性成分,二者相得益彰,成为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民间通俗文学艺术形式。其次,从审美表现的角度讲,采用这种通俗民间艺术形式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诗歌、音乐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叙事效果。其中中间穿插的《哭五更》等调的戏曲唱曲,又使这个特征更为凸显。所以,当念卷者以这样看似复杂精致的方式来叙述一个关于贤孝的劝善故事时,由于它独特的审美与娱乐效果,听卷者会全身性投入故事的情境之中,与念卷者同唱、同吟,自动发出念卷过程程序的“接佛声”——“阿弥陀佛”来回应。其综合性特征相当明显。
  第二,故事性。故事性是宝卷文体的第二个特征。如前所述,宝卷的构成元素很多,也很复杂,但故事是主体,其他元素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如《仙姑宝卷》,它的12个故事是其主体,其他元素都是为故事服务的,或说明故事寓意,或强化故事氛围,或讲述故事的背景等等。现代的宝卷,像《沪城奇案宝卷》,除了故事主体的散韵交错部分,其他元素就基本没有了,基本成了一个纯粹性的叙事文本,跟现代小说故事已经大体接近。总体而言,一般宝卷大多包含十多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故事层出不群。一部宝卷就是一个故事群。所有这些故事皆有因果链构成。进一步说,宝卷故事是一种反映农耕时代及其文化的通俗文学及其演唱艺术形式,通常,它们的类型很多,有历史演义、公案故事、婚姻故事、抗暴故事、宝卷故事、民歌、寓言童话故事、笑话、幽默故事等多种。农民对于这类故事很喜欢。这些民间通俗文学及其演唱形式在近现代也很流行,尤其在河西走廊的基层乡村很流行。宝卷以故事的形态存在。
  这一特征由宝卷本身的来源及其功能方面可以得到说明。从渊源上看,宝卷本身就是来自佛教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因果故事,故事是其本体构成特征;从功能上来说,宝卷是用故事来教化大众,人生来爱听故事的本性,使那些教化者、宝卷编制者充分利用了这种元素及其效应:一部宝卷往往通宵达旦,甚至还好几个晚上讲与念(念卷)多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听卷者就为听故事而来。
  第三,宝卷叙事的程式化特征极其明显。宝卷多为因果故事,它是佛教僧侣和一些民间道人乡绅为传播“三教”思想和禳灾求福等多样化的功能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文化普及形式。以“叙事美学”、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和利澳塔“民间叙事的语用学”原理作比照,宝卷这一古老民间艺术及其文学文体的叙事性、叙事的程式化特征极其明显。
  宝卷的因果故事的结构形态与相当程式化的童话等神奇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由其因果报应的佛教内在思想作依据,由因而果,因果故事的形态结构特征更为明显。
  通常,宝卷故事由于都是悲情故事,所以大多从主人公受难写起,中间几经波折,孝心感动神灵,主人得到神助,然后女性丈夫或子女中状元夸官三日,享受荣华富贵。这里的内在原因是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及其轮回思想做逻辑。所以,程式化特征及其结构特征就更为明显。《忠孝宝卷》如此,河西宝卷中的《仙姑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侯美英宝卷》《牡丹宝卷》和《葵花宝卷》等莫不如此。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极其内在的本质,而这个特点在宝卷叙事上都体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宝卷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一个普罗普所说的神奇故事,尽管它的神奇主要还体现在神佛魔道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一根猴毛变万千猴娃以及神灵的神奇道术和魔幻超现实力量上。
  五、宝卷文体:文化及其文体学价值
  古代遗产是祖先经验的转化。对于河西宝卷这一文化遗产及其至今仍然“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河西走廊诸县市都确认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我们发现,它具有宗教学、文化学、文体学、文本及其叙事学的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它还至少包含以下重要的文化与文学之价值与意义。
  一、宝卷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如前所述,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上产生的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大漠孤烟、边塞、阳关古道意象(文学)、《凉州词》、《霓裳羽衣曲》和凉州曲等古典精英文化相比,宝卷这种边地俗文化艺术形式及其文本也绝对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中文的一种独特文学类型,它是包含浓厚独特的文化理念的。第一,宝卷作为因果故事,相当充分地彰显了佛教文化理念,它对于佛教世俗化、日常化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对于人类文化发展是一大贡献。第二,河西宝卷充分张扬了佛教强调个体人生修行(包括妇女修行)、佛教的因果观、众生平等及其生命价值基础,并由此张扬人高于一切的文化理念。((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第129页))第三,河西宝卷这一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侧面,它以民间和俗文学这一极其独特的形式彰显了长期以来被历史及其正统文化遮蔽了的丝绸之路文化的鲜活部分,使我们看到了丝路文化的另一种面相,因此,其文化意义不可抹杀。
  二、教化、基层文化与社会伦理建构的意义。长期以来,宝卷是河西走廊民间及其基层教化的主要工具之一。河西宝卷及其充分地宣扬了儒家的贤孝文化,道教的修身养性,佛教众生平等多种理念。河西宝卷宣扬的这种贤孝伦理、众生平等观念,是现代社会伦理建构的重要内容补充之一。换句话说,尽管现代文化的伦理观的基本基础是经济及其个人独立与修养,但以拿来主义和去粗取精的态度看,宝卷的儒家贤孝里,道家的个性、人生姿态中,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里还是包含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其对于我们现代文化建设是具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内涵的。同时,河西宝卷及其姊妹艺术“凉州贤孝”里宣扬的贤孝,又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构建方式,它反映出来的伦理观念及其实现途径,对于现代福利社会的人际交流、养老等人类终极性问题的解决也具有深刻启示。因此,挖掘河西宝卷里这些思想资源,对于现代社会的教化、基层文化与社会伦理建构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三、文学史及其文体学意义。宝卷是一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其脚本也是一种文学文体形式。这我们从《金瓶梅》中潘金莲、李瓶儿等人请人在家中演唱宝卷以消遣的细节中,从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编著中可以得到确证的消息。如前所述,这种文体形式具有非常独特的思想和文体特征,是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俗文学史上不可抹掉的文体。但是,因为近现代的文学史书写,包括古代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书写,由于受到西方文体分类学影响,强调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文体,以凸显文学“现代化”的痕迹,其结果就把丰富复杂的许多文体排斥到了文学史之外了,这样以来,中国俗文学的其他丰富多样的文体,根本得不到重视。近些年来,宝卷这种文体及其艺术形式开始得到重视,但是,又大多是从文化遗产和宗教学诸端分析研究,没有将其当作文学、艺术文体看待,唯其如此,对于宝卷这种文体的本体性研究就被忽视了,甚至连宝卷这种文体,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了,仅为少数人所知。因此,从叙事学、文体和文本学角度揭示出这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的一些构成法则和形态特征,既可以充分地了解宝卷这一中国敦煌俗文学艺术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艺术形式特征,又可以对于目前的文学史书写和现代文体分类学做出某种反拨。而且,由于宝卷这种因果故事大多从敦煌经变文演变而来,河西宝卷可能就是中国宝卷的滥觞,研究它可以解决中国宝卷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诸如宝卷渊源问题,宝卷的文化功能问题,宝卷的思想文化形态问题,宝卷与西部其他艺术品类的关系问题,等等。研究河西宝卷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文体学价值。(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