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向东 张柳

　　“施刑徒西出敦煌后，2-3天至龙勒置，出阳关，走15天到文侯障，在此休息4天后出发，经过16天至伊循都尉府；使节、商旅也沿这条道路行进。抵达这一地区后，一部分使节商旅向北经渠犂、轮台、龟兹，翻越天山后抵达西域各国，一部分则向南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且末、于阗、疏勒，向西至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谈起敦煌的历史、敦煌在中西交流交往交融史上的地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炳林如数家珍。
　　在即将举行的敦煌文博会“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上，郑炳林教授应邀围绕西汉时期敦煌的作用地位作主题演讲。西汉时期的敦煌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在中央政府经营西域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又该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日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郑炳林教授。
　　《民主协商报》：前不久在兰州大学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主编的7卷本《敦煌通史》正式首发。请您简要介绍这部通史的编撰情况。
　　郑炳林：《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大工程。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敦煌历史的小册子，但都不足以呈现敦煌的历史。从2007年将其列入工作计划，并一直进行相关方面的准备工作，到近几年来，我们通过持续的研究，做好了编撰的准备。屈指算来，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发行，这项工作经过了16年的时间。
　　根据敦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敦煌的历史划分为两汉、魏晋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西夏元明清等7个阶段，分7卷撰写。 
　　在《敦煌通史》中，我负责的是两汉部分，这也是近年来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次“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上我的发言内容，也是《敦煌通史》两汉部分的核心内容，就是想借助这次论坛，把最初的敦煌、两汉时期的敦煌展示给大家。
　　《民主协商报》：这次论坛上，您将围绕西汉时期敦煌作为华戎交融都会的面貌和地位作主题演讲。如何理解两汉时期敦煌的“都会”意义？
　　郑炳林：这次演讲的内容是近三年来我自己研究的主要课题，即两汉时期的敦煌是什么情况。
　　敦煌是西域同中原文化交流的都会。敦煌作为“都会”，在唐代是没问题的，很多文献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西汉时期的敦煌是什么样子？《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都是不清楚的。
　　近几年来，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大量公布，西汉时期敦煌的面貌被逐渐揭示出来。敦煌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都会，作为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实际上从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悬泉汉简可以看出，西汉时期，西域各国的使节基本都是自阳关进入敦煌，再经由敦煌进入长安的。阳关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经营西域、与西域地区交流交往，特别是通商、使节友好往来必经的关隘。而玉门关则是中央政府镇抚西域的军事关隘，去往西域地区的军队、军备物资都要从玉门关出关。
　　无论是两汉的南北两线、还是唐朝的南、北、中三线，西域同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交往，都必须经过敦煌。无论是两汉的敦煌太守，还是唐朝的沙州（治所在敦煌县）刺史，都被授予在西域地区出现紧急情况时，不经中央政府同意即可出兵进行镇抚的权力。另外，西汉政府对柴达木盆地西部的南山羌的经营，也是通过敦煌进行的。汉代政府之所以在敦煌下那么大“本钱”，正是因为敦煌是汉朝经营西域、经营青藏高原的基地。
　　敦煌“郡当西域空道”，是当时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西交流交往交融中的地位和繁荣程度。
　　这次论坛上，我就是想通过主题演讲展示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对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呼应。
　　《民主协商报》：敦煌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敦煌文化遗产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新时代新征程上，敦煌文化应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郑炳林：敦煌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顶端性的、阳春白雪式的，通过研究揭示出古代人类文明的面貌，这是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另一类则是转化性的，也就是把这些高、精、深的东西转化为普及性的。
　　近期，在省领导的支持和省教育厅的直接安排下，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设立了敦煌遗产产业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工作，就是把敦煌学这些高深的、理论性的成果普及化，变成文化产品，主要包括几个类型：其一，通过大力宣传，借助媒体让学术界了解敦煌、认识敦煌。其二，通过普及性读物，特别是中小学地方性教材，让中小学生、敦煌爱好者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抓住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对外交流的要点。其三，通过敦煌文化产品，如旅游产品等，把敦煌文化艺术的元素融入旅游产品传播出去，让更多群众认识敦煌、了解敦煌。
　　《民主协商报》：敦煌学的繁荣，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郑炳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对“高地”的理解，一是把兰州大学建成人才培养的高地；二是建成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们始终认为，敦煌学的发展，兰州大学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把人才培养作为抓手，通过敦煌学的研究来推进人才培养。
　　1984年，兰州大学申请到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我们成功申请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由此建成了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另外，1999年我们又成为教育部首批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敦煌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信息、学术交流的中心。
　　截至目前，我们累计培养敦煌学硕士350多人、博士179人，这些人才分散在国内及台湾地区、韩国的高校。179名博士中，目前有67人晋升为教授，60多人担任副教授，有30人担任博导，20多人主持国家重大项目。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会议，参加者往往有三分之一是兰州大学培养的。同时，通过与敦煌研究院的博士点联合共建，充分发挥兰州大学在文献研究和敦煌研究院在石窟、考古方面的特长优势，采用双导师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
　　敦煌胡语文献的研究，是国内外敦煌学界的短板。近年来，我们专门引进了4名长于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和梵文文献研究的专家，这样我们就能在对外交流中做到和国际顶尖学者对话。目前他们的发展趋势都非常好，申请到了国家重大项目，在《历史研究》等顶级期刊发表了文章。后续我们还将围绕敦煌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继续引才，在汉文文献、胡语文献、石窟艺术与考古、历史研究等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相互合作、联合攻关。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通过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也希望世界各国的收藏机构能把所藏敦煌文物、文献资料完整刊布出来，让全世界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能看到敦煌文献的全部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大批学者积极竞争研究的良好局面，从而推动产生一批具有标志性的、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