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

　　王辉 1964年生于甘肃会宁。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毕业，2006年日本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博士毕业。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早期丝绸之路和早期秦文化研究工作。
　 

五

　　大约与马家窑文化同时或稍晚，在陇东地区发展起来了常山类型，其绝对年代上线在距今4900年左右。常山类型是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关中西部案板三期文化西进影响的产物。在常山类型的陶器中既有继承仰韶文化晚期发展而来的器类，也可以找到马家窑文化影响的因子，篮纹被大量使用在陶器装饰上。其后的菜园类型是常山类型在西进和北上的过程中与半山类型以及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类型和阿善三期类型碰撞和融合后形成的。菜园类型遗存的碳-14年代数据集中在距今4500年—4200年之间。
　　齐家文化是常山类型经菜园类型的发展，并受到客省庄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空三足器和蛇纹器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以各类带耳或无耳的盆、罐类为陶器的主要器形。在齐家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渭河上游、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流域，向西到达甘肃中部。齐家文化中期的分布范围几乎遍及甘肃全境，到晚期时分布范围萎缩，在甘肃主要集中在洮河和大夏河流域。
　　因所处地域的不同，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更多受到客省庄文化的影响，陇山以西地区的齐家文化则和马家窑文化存在着更多的交流。齐家文化也极具扩张性，它的影响和辐射范围大大扩展，北部到达河套地区;;南部通过白龙江和岷江的孔道进入了四川盆地；向东进入关中盆地,,并和二里头文化存在着交流。已经发现的资料显示，齐家文化和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也存在着交流，尤其是表现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对齐家文化铜器的影响上。
　　齐家文化的中晚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铜器在齐家文化中晚期开始大量使用，主要用于制作工具和装饰品，铜器既有红铜有砷铜和青铜，制作技术既有锻打，也有铸造。玉礼器出现并产生了用玉制度。齐家文化中使用权杖彰显权力和地位，不同于中原和东方代表权力和威信物的斧钺系统，应该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祭祀和占卜系统比较发达，发现有卜骨和祭祀的石圆圈,,表明了祖先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发展。以洞室墓和二次扰乱葬为特征的埋葬习俗进一步反映了本区域文化的独立性和特征。栽培作物向多元化发展，种植粟、黍、水稻、麦类和大麻等作物。饲养猪、狗、黄牛、绵羊等家畜。
　　在社会转变复杂化发展的进程中，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发生了向等级社会转变的较大的变化，但仍可以说是尚未产生绝对权威。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发展起来了比较完善的等级制度,,在墓葬中出现了人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墓葬资料显示，虽然存在着层级的差别和贫富分化，但不如东方社会明显，社会的分工水平也不能和东方相提并论。在甘青文化区形成之后，甘青地区大体同时并存着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两个主流文化系统，只不过随着齐家文化的发展，马家窑文化逐步衰落，最终被齐家文化所取代。甘青文化区和周边的文化互动更加频繁和广泛，也对周边地区的同时代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甘青地区羌戎文化发展的基础，也形成了古代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华夏等五大集团的族群基础。
　　

六

　　齐家文化之后，甘肃由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变成分散发展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这些青铜时代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分布地域，消亡的时间和流向也各不相同。在甘肃境内主要有寺洼文化、辛店文化、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寺洼、辛店、西城驿和四坝文化均与齐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一元多子”。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的下限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在甘肃境内的洮河、大夏河、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并存着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主要是齐家文化晚期遗存的分化和发展。辛店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黄河、洮河和湟水的交汇地带，到辛店文化中期以后，由于受到周秦势力的挤压逐步深入湟水中上游地区。
　　寺洼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商至西周晚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3400年—2500年之间，寺洼文化的主要源头也是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在洮河上游发源之后，迅速向南、向东扩展到渭河上游、泾河上游、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上游地区，影响波及四川盆地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因为分布地域相近，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互动。同时，我们还能在洮河上游的寺洼文化中看到商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陇东的寺洼文化和周文化、早期秦文化有密切的交流。
　　在距今4000年—3700年，在河西走廊出现了以西城驿文化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基本上占据了河西走廊全境，向西进入了新疆东部。西城驿文化的面貌比较复杂，其中包含了由马厂类型晚期发展出来的文化因素和新产生的文化因素，并且与齐家文化共存,,彩陶在西城驿文化中得以延续。齐家文化在河西走廊终结的年代要早于洮河流域。
　　西城驿文化出现了土坯建筑的房屋。人们种植粟、黍、大麦和小麦，采摘沙棘和白刺等沙生植物。麦类在河西走廊西部出现后迅速传播，成为齐家文化人群农业的一部分，对以后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河西走廊是麦类作物传入的一条主要途径。至迟在马厂时期，西亚驯化的牛和羊已经传播至河西走廊，马厂文化时期主要饲养黄牛、绵羊、猪和狗等家养动物，其中猪和羊是重要的肉食资源。西城驿—四坝（齐家）文化时期，牛羊的养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城驿文化的手工业较为发达，除陶器、石器、骨器等的加工生产外，还从事玉石器生产和铜冶金活动。
　　铜冶金是西城驿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河西走廊地区的冶金活动在距今约4100年—4000年的马厂文化晚期就已存在，至距今4000年—3700年左右的西城驿文化时期，冶炼活动规模空前，形成“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当时冶炼所用矿石主要来自河西走廊北部的北山地区，使用了“氧化矿—铜”的冶炼工艺，以冶炼红铜为主，存在先冶炼纯铜，在冶炼流程后段添加含砷、锡等合金元素的矿石炼制青铜合金的技术。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器类主要为工具、饰品。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以红铜为主，砷铜次之。加工技术以热锻为主，铸造次之，逐渐形成石范铸造传统。当时各冶金聚落独立进行冶金活动，难以看出聚落间有没有支配关系，各聚落独自管理自己的冶炼活动，也未实现冶炼和铸造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与辽西、中原不同的早期冶金格局。河西走廊的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的人们是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正是通过与河西走廊人群不断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传播了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并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约在距今3700年左右，在河西走廊张掖至酒泉地区发展起来了四坝文化。四坝文化来源于西城驿文化，但仍有齐家文化的因素共存。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向西发展也进入了新疆东部。四坝文化陶器中的彩陶均为黑彩，图案绝大多数为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几何纹，彩绘的颜料颗粒较粗，凸出于陶器表面。四坝文化时期土坯建筑仍然是房屋建筑的主要形式之一。农业以种植粟、黍为主，麦类为辅。绵羊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较高，绵羊、家猪和牛是他们最主要的肉食来源；饲养绵羊更多的还是为了获取羊奶或羊毛等次级产品而非单纯的肉食,,马在这一时期也传入了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冶金技术进一步发展，与欧亚草原冶金技术交流的力度加大，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如喇叭口耳环、竖銎斧、权杖首等。
　　距今4100年—3500年间，该遗址区域的气候环境发生了变化，约以距今3700年为界，之前气候温凉湿润，其后气候较为干旱。从考古发现的洪积层直接证据来看，距今4100年—3500年间，可能曾有多次洪水发生，很可能对该区域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开始向干冷趋势发展，在河西走廊表现得也很明显，在齐家文化
　　和西城驿文化时期，气候快速走向干冷，四坝文化时期气候持续恶化，粟、黍生长所需的积温和降水的缺失严重影响了粟、黍的生产，使得粟、黍作物不能满足人类的生计，大麦的耐寒特性使得四坝文化时期大麦种植得到快速发展。
　　四坝文化之后，河西走廊的文化格局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以山丹、永昌为界，东部为沙井文化，西部为骟马文化。
　　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石羊河下游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永昌、民勤盆地，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之间。沙井文化的陶器类型比较单调，主要为带耳圜底罐和平底罐、带耳杯及鬲，流行在器表施紫红色陶衣，花纹主要为几何纹和动物纹，是甘肃彩陶的绝唱。竖穴偏洞室墓和二次扰乱葬延续了甘青地区传统的葬俗。沙井文化中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元素，表现在随葬品中，就是陶器较少；铜器主要为小型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器形也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使用马、牛、羊等动物的头、蹄为殉葬品。沙井文化的人们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和蒙古人种北亚类型接近，与四坝文化有别。
　　骟马文化主要分布在酒泉市境内。骟马文化的陶器制作粗糙，器形简单，主要为各式罐和鬲。纹饰较有特色的是各类刻划纹，以平行连续折线纹、内填斜线的三角形、网格纹、横行折线纹等为主。骟马文化的陶器器形可能受到沙井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影响，铜器具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
　　

七

　　总体来说，甘肃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具有多变的文化面貌和复杂的谱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东向西的波浪式推进。
　　甘肃作为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古代文化的发展受环境影响较大。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的显著的干旱降温事件对甘肃古文化的发展影响尤其强烈。随着植被的减少和自然环境的改变，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更易发生。这次剧烈的环境变化造成了甘肃文化格局的重新整合。人类活动的规模缩小，大一统的齐家文化解体，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环境变化导致畜牧业在经济构成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形成了畜牧业—农业混合经济。牧业比重较大的经济形态由于其具有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社会的聚合力降低，社会组织相对松散，文化的凝聚力降低，也不容易形成较大范围的观念认同。这也迟滞了甘肃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导致了甘肃古代社会的发展停留在了国家形态的门槛前。
　　甘肃的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经历了与关中和中原文化核心区相同的文化面貌到发展出自成体系
　　的独立文化区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羌戎文化区和羌戎系族群，这一族群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为中华文明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甘肃地处汉代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黄金段，也是西北和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决定了甘肃是古代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甘肃早在青铜时代就与欧亚草原地带存在着文化交流，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对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有着较大的影响。来自西方的冶金术、麦类作物、黄牛、马和绵羊等首先传入了这一地区，进而通过齐家文化的扩张扩散。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甘青地区族群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一直比较一致，被称为“古西北类型”。在春秋时期，具有北亚类型体质特征的人群进入了河西走廊东部。（下）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一辑）